民族文化论文篇1

从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宗教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宗教都有明显的不同。和其他民族的宗教对自身文化的影响相比较的话，中国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这当然反映出宗教在中国人心中的所占的地位，同时也看出我们的确是宗教意识不甚浓厚的民族。正像钱穆先生说过:“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亦均各有其不相融洽处。”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存在许多原始。仅以新疆为例，像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发现的表现人们对日月崇拜的彩绘岩画，古代塔什干人自称“汉日天种”(太阳的后代)。新疆许多古代民族都以狼为部落的图腾，高车、乌孙人都称自己是狼的后代。新疆古代和田人举国敬鼠，这在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的画板中得到了验证。著名的新疆昌吉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的生殖崇拜岩画，又反映出当时的人们生殖崇拜的盛况。意识形态方面的落后，直接影响到部分少数民族成员极容易将为数不多的财富积累轻易耗尽，而他们自身的落后宗教习俗和迷信观念，又严重束缚了思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后的结果就是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强大的阻碍屏障。

2．民族语言在经济交往中的劣势

作为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在我国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很多少数民族都是使用超过一种以上的语言，可是，满族与回族仍然使用汉语。改革开放的进行也逐渐证明了经济交往受到民族语言的影响是逐渐增大的。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播同样会受到语言差异的影响，汉族的知识分子不能够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因此，不能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播到这些地方，进而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另外，商品经济的盛行也使得信息交换与信息调节的作用更加明显，少数民族对信息的收集与获得能力同样因为语言障碍而受到影响。少数民族不能够及时获得市场信息，进而使得他们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3．民族传统观念中落后的因素会直接对民族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中传承下来的一些消极落后的民族文化在今天会对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观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观念产生落后的消极的影响，从而阻碍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我国西北、西南的偏僻农村里，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到本民族落后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子女接受文化教育、先进的科学技术持反对态度。女孩子在14—15岁左右就被要求出嫁，不能够读书;男孩子则就外出务工。这在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严重的影响了生产力的质量，忽视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理论。同样，由于受落后的民族传统观念的影响，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思想保守，仍然存在“多生孩子才会富”的想法，在新疆的南疆许多地区，一个少数民族家庭中会有三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从思想意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等多个方面严重的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二、加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本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相互推进、相互渗透。这种互动关系是可以进行调试的，在调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达到动态平衡。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却比较落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又面临着诸多挑战。

1．坚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大观念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比较大的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地方政府也比较看重经济发展的原因，这却导致少数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忽略，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要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将原来的经济发展理念进行调整，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这一切都要求从领导到群众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2．要有选择的开发民族文化资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要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作用对不能适应时展的内容要辨证地进行分析、挖掘、整理并加以保护。对民族文化中可以适应并正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要在政策引导下，通过市场的评价来生成基于传统又有所创新的新的文化。近年来中国西部大开发，各少数民族成员在市场竞争中的参与程度得到了明显的诸多，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交往也逐渐得到加强，同时，各民族也进入了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大时代，谁都无法回避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今后的时代将是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代，少数民族必须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随时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要结合世界发展的步伐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另外，强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少数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3．通过教育机构与教育投资的增多

来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效率与文化素养得到显著的提高，使少数民族人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我国政府这些年来已经逐渐加大在少数民族开展双语教育，双语教育要结合各个省份与当地居民的具体特点来实施，要具有差异性，不能够让所有的居民都学习相同的语言，要有侧重点。但应注意，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愿选择。要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当代学校教育课堂中，才能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传播文化是教育的一种重要功能，通过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能够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发展。学校教育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的培养来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主要体现在教师逐渐认同本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培养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培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学校教育的发展，在结合学生兴趣与当地特色的基础上，要重视学生当地的民族文化传统。为了更好地传播民族传统文化，要尽量综合使用社会、家庭和学校的作用。

4．充分利用民族区域优势

资源优势是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中心。就拿新疆来说，是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新疆地区地广人稀，幅员辽阔，有资源和地缘两大优势。新疆具有特殊的水土光热资源，因此新疆是瓜果之乡，同时又是我国重要的商品棉基地，新疆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最有代表性的有石油、煤炭和有色金属三种，新疆古迹遍地，民族众多，十三个主体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各异，原生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占了全国旅游资源类型的83%。科学合理的利用好这些优势不仅课题大力发扬民族文化，让全国乃至世界各族人民了解民族文化，同时又带动了新疆的地方经济发展。

5．通过政府投入的加大来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的进行完善

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充足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交通并不便利，因此资源并不能够被充分地开发，少数民族的优势并不能够在经济的发展中体现出来。要想改善这种现状，只有从政府层面着手，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优化少数民族地区投资环境。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积累能力，要尽量丰富少数民族地区的资金的收拢渠道，采用内联外引的道路，通过非农产业经济效益的开发来实现集约型发展。充分认知文化资源经济功能和市场价值;深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打造地区文化品牌;借力科技和创意，努力推进民族文化的产业融合和产品创新;并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保护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和各类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进而使少数民族的经济获得比较快的发展，而且还要保证当地经济的发展是高质量的。只有实现在保护当地文化的同时，促进经济的最大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高境界，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所蕴藏的精神潜力和经济潜力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出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优势、资源优势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少数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群众才能真正缩小与其他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并最终实现全国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

民族文化论文篇2

二、民间艺术的的精神世界

宗教与世俗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宗教源自于古老的民间传统和精神信仰。各民族生活习俗与各不相同，但宗教情结，却深入民间，衍生为各种文化形态。以对神灵的尊崇与供奉、祈愿，获得神灵的保佑庇护，在民间建有大量庙宇、传播教义、朝圣祭祀表达民间信仰等。民间艺术中的宗教形式，目的是为宗教服务的。民间艺术并非宗教艺术，但二者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民间艺术中有众多的题材内容与宗教有关。佛教故事内容大量留载于世，包括建筑、祠庙、浮雕、宗教题材的民间壁画、建筑墙饰和工艺品，描绘出超脱世俗的天庭境界，反映了民间对宗教的神圣敬畏。自唐宋到明清，敦煌、龙门、永乐宫、法海寺等代表作，都体现出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巨大影响，也寄托着民间文化中的“宗教情结”。中国的传统壁画的宗教内容主要是表现佛祖的修行历程、佛法记述的本生故事，天庭世界的芸芸众生，使人沉迷于想象的世界获得超脱，令信仰者顿生修行信念。风格上往往气势宏大、富丽堂皇、色彩华美、画工精湛。据学者研究考证：敦煌壁画乐舞包括天乐和俗乐。天乐寄托对天国的幻象，展示出佛教世界的繁华，俗乐表现了世俗世界的欢场，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实际上，宗教作为统治者的精神工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但作为文化传统，在各种形态的民间艺术中也传播“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因此在世俗社会影响深远。最丰富的想象都来自于民间。历代的工匠、画师以想象和智慧为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早已突破了民间画工与艺术家的界限。建筑是造型与结构的艺术形式，门庭寺院在民间的广泛设立，作为面向社会开放的场所，为信仰者提供了求神纳福的场所，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气氛。建筑构件的铺排组合、美化装饰，屋檐斗拱、瓦当门楼、匾额砖雕、风水布局、院中其他雕刻装饰等都有特别的讲究。民间艺术的祭祀供奉与民间宗教有关的装饰艺术，如各类神像、祖先像、祭祀物品。它们往往按照传统的规范样式进行创作，在人物的造像、比例设色、装饰配置等方面，都有严格的法度规范。在民间各类神像家喻户晓，民间艺术中的宗教题材，所表现内容除了佛教、道教外，也包含了流传民间的原始宗教、他们或来自于图腾崇拜、祖先信仰，或是历史故事、人物传说、神话名录的经典传奇，又结合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内容极为丰富，天地神灵与人生活有关的神祇在民间广为祭奠。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时民间艺术也出离宗教藩篱、转向世俗化，强调实用功能装饰效果与审美效果。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充满浪漫想象、世俗趣味的文化精神世界。

三、解读民间艺术的审美特征、象征性、隐喻性、装饰性

在理论总结、梳理后我们发现：民间艺术来源于生活，植根于情感，生长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观念决定形态，艺术作为精神世界的支撑，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中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伦理观念持续发展，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都体现出和谐、圆满、丰收、吉祥的精神气象。深入到汉族吉祥文化印记中。在持续的演绎发展中，编结了文化根脉发育生长的基因。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凭空而来。民间的各种造型元素都有发源的根脉，可谓意味深远，从普遍意义上，龙被喻为告天命者，成为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汉文化的精神图腾。龙凤呈祥代表天地之间阴阳调和，每逢年节，舞龙、舞狮成为汉族独特的人文景观。饕餮被喻为神界的主宰，来自于兽首纹样的复合变异，象征统治者的威严，在商代是权贵与身份的象征。这类复合纹样在青铜器上的尊、鼎、爵等器物上绽放异彩，表达了庄严、狞厉之美。石狮被誉为神兽，狮的造型庄重威严且成双成对，作为宫廷宅院的重要装饰，昂然肃立驱邪镇宅。莲花与佛教故事紧密相连，民间信奉佛祖、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成为民间世俗化的精神信仰。花鸟虫鱼、装饰手法蕴涵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再饰以彩漆做旧更加天然古朴。鸟和鱼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在各种艺术与题材中都是民间热衷的主题，鱼的造型被民间艺人表现得情态跃动、生趣盎然，早已深入人心。这些技艺传承的传奇故事，不断演绎变幻，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成为研究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来自民间百姓的平实生活图卷，也是历代艺术家们关注的题材，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参照和图式信息。这些元素带有浓郁的神秘色彩和精神象征以及文化符号特有的内涵。这些平淡事物衍生的图示语言，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无限的灵感和启示，对今天的艺术创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民间艺术蕴涵文化思想，代表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普世价值观，充满人文关怀，是一部图像学的百科全书。

民族文化论文篇3

在近代世界史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民族主义蓬勃兴起。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又对世界历史产生极大影响。诚如有的著作所言，从1830年到1914年世界历史的特征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它成为影响西方世界历史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如果审视民族主义的兴起，除种族等方面的原因外，文化上的共同联系是特别重要的；其目的是建立民族国家以摆脱外来压迫和追求富强[1](P136-137)。有的学者则专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其一是“文化危机论”。即一个社会从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时，必然会导致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在受到外来文化入侵时更为加剧，由此造成文化危机，在此文化危机中产生民族主义。其二是“文化移入理论”。即某些特定国家都要经历一个间断性的文化转移时期，这种文化转移的推动力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部，即依靠着“文化移入”，在此“文化移入”的过程中产生民族主义[2](P15)。总之，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应该视为某一地区特定社会群体在受到外来侵略时，在文化上做出的回应；这种回应更多表现为对自己旧有文化的收集、整理与振兴宏扬，以形成一种民族认同的文化理念，或者说为造就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所必需的文化建设准备。这往往表现为一种民族文化思潮的流行，与此有关的是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它在德国的表现最为典型。在进入到19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德意志仍然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政治上仍未统一，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处在封建高压下的资产阶级，只能逃遁于民族的过去，把对民族的希望表达于文化领域，试图在已经逝去的民族的伟大与光荣中找到鼓舞和自信。此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伦战争极大刺激了德意志的民族自觉，为争取民族的复兴和统一，促使一些知识精英把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现实的启示和力量。德国学者赫得(J·G·vonHerder)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直接启迪者，他最早提出了“国民精神”的概念。由于“国民精神”的保有者是广大民众与乡民文化，诸如风习、民德、文学、音乐、语言等等所有方面，于是赫得及其他德国学者开始收集整理民间传说与民谣。他们从整理的成果中见到了古代德国光辉史诗的持续，见到了作为“德国独有的”纯真而自发的传统的存在。在保存民族传承的精神之下，德国的历史研究也在这时开始出现，如现代职业史家的出现就在此时。日后“德国学派”的史学虽号称是“科学的”，但其意识性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德国知识分子们积极从事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其根本目的是抵御外来文化的宰制和影响，并表现出构建民族精神的强烈文化追求。这种民族精神义理是为了揭示自己的人民在历史上对人类有一定贡献，和其他民族有同样价值，因而这种整理和发扬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现实地位。德国之外，文化民族主义在欧洲其他部分同样很普遍，特别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在爱尔兰、波兰、挪威、意大利，对振兴与研究民俗传统产生了同样的兴趣，出现了同样的民族历史和文学传承的探索和同样的语言学研究[3](P23-26,35-36)。上述例证说明，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一些落后地区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要高涨起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思潮，其表现主要是对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为的是从文化上凝聚自己的民族和从文化上提升本民族的地位。在这种对各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中，尤以史学上的成就与影响更具有代表性。19世纪德意志民族文化思潮的高涨，促使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达。史学家们利用史学宣传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发扬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同时也推动“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4](P33)。总之，以德意志为代表的高涨的民族文化思潮，构成近代欧洲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欧洲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演为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对此，西方学者自己讲得极为清楚：“民族主义的必然产物，即幅员广大的和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1](P36)这是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发展由来的最好说明。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综观各国大势，莫不由民族主义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略地遍宇内，山陬海澨各有主人，乃东亚大陆尚有一瓯脱地在，于是万马齐蹄，千艘鼓轮，争向我大陆进发”[5]，即指出帝国主义乃由民族主义膨胀而来，而且随之便向外，尤其是向亚洲和中国侵略扩张。伴随着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上的扩张，是其文化上的扩张。帝国主义烈强的扩张，促使欧洲之外落后地区民族自觉与民族文化思潮的兴起，近代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就是如此。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也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刺激，引发日本在1868年开始为追求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的前20年，日本已出现全盘欧化的狂热思潮。做为对这种思潮的回应，1888年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国粹保存”运动，以抵制全盘欧化的消极影响。“国粹保存”运动的提倡者们多是些仰慕西方文化的人士，因而他们并不一般地排斥西方文化。但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其“国粹保存”思想乃是主张在保存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前提下，输入和吸纳西方文化。所以日本的“国粹保存”运动，乃是日本受到西方文化入侵的刺激，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自觉和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日本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并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因而可以说，以“国粹保存”形式表现出发来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日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日本的这段历史，对当日中国也曾起到很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按一般看法，西方19世纪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的回应。而日本近代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映。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只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不过大体上讲，应以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为端绪，以后陆续出现一批在民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学者，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同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用来构建新型的、独立的近代民族主义文化，从而在文化领域表达出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发展意识。

二、中体西用论与近代中国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

中国自古以来极重华夷之别，而华夷之别的根本在文化上，因而有“华夷之别，在于文野”之说，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始终以华夏文化为正统，并认为它是唯一最高文明范式的文化观。至于外裔四夷，在文化上皆无足取，至多不过对之存有一种“礼失而求诸野”的拾遗补缺心态。在此观念作用下，形成一种正统、自足的文化精神，认为中国在文化上兼备无遗，不假外求。此精神发展至极，于是表现为对外来文化贬抑拒斥的虚骄自大心理。明末以来随着耶稣会士来华，出现西学东渐的局面。虽然如徐光启辈开明士大夫对西学表示出极大兴趣，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视之为外夷异说而痛斥深拒之。如当时有人指斥欲开局翻译西学者“则亦不思古帝王大经大法所在，而不知彼之妖妄怪诞，所当深恶痛绝者，正在此也。”有人则跟随唱和道：“臣惟天地开辟以来，而中国之教自伏羲以迄周孔，传心有要，阐道有宗，天人之理，发泄尽矣，无容以异说参矣。”[6](P155-156,160)在此贬斥西学的论调中，明显表现出华夏文化正统、自足的偏狭之见。至清初历案，杨光先坚拒采用西洋历法，并声言：“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7](P714)所言宗旨可归纳为器以存道，器亡则道亡之意，其实质仍不过以严夷夏之防、反对用夷变夏之类口实，做出卫护中华圣道的姿态。对于明末以来传入的西学，由清代乾隆时编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出了代表官方的总评价。如其中在试图比较中西学术的优劣时说道：“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8](P1080)即通过与儒家在治学宗旨上的比较，指出中西学术似有相近之处，但若从道器物理的角度进一步观察时，就会发现西学在格物穷理方面不得要领，乃斥之为异学。又如在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加以评价时有谓：“案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千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8](P1081)所论虽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表示了推崇之意，但由于对其思想学说不予认同，还是斥之为异端，因而对清政府仅取其技能而禁绝其学术的政策，深表理解赞同。可以说，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由于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实质性冲击，固然表现出对自己文化的十足自信，但值得提出的却是那种严重的正统、自足的虚骄自大心理，乃至于对明末以来传入的西学，仍然本着严华夷之辩的古老信条，采取一种贬抑拒斥的态度。这就是19世纪后期中体西用说问世之前的社会文化背景。

鸦片战争中，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沉重打击而大败的事实，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不得不对西学刮目相看。一方面，长久以来建立于华夷之别心理基础上正统自足、虚骄自大的文化观念，并未从根本上被破坏，仍会在继起的中西文化碰撞中顽固强烈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在古老中国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大冲击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或者说，当中国面临外来文化威胁而有生死存亡之虞的严重形势下，如何重新调整和定位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作为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摆在全体国民之前。作为对它的回应，导致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续不断波澜。

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出现一种引进西方科技文明的主张。这种主张要求把所谓中学置于主体地位，而所谓西学则置于辅助应用地位，因而一般称之为中体西用说。除此体用的概念表述中学、西学的关系外，还有“本末”、“本辅”、“道器”、“道艺”等诸种论拟表述形式。无论如何，这种主张的根本之处是在以中学为主体的前提下，引进西学并发挥其助益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效用。一般认为，中体西用说影响从洋务运动延续至维新变法时期。若从深层次剖示，中体西用说的提出，实乃中国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出于一种民族自觉而做出的本能性回应。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中体西用说实是洋务派开明人士及早期维新派人士，为引入西方文化而受到顽固派抵制时做出的文化辩解论式。统观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这在各个国家或民族是经常出现的现象，因而有学者指出：“当一个文化单元或民族对峙于现代化时，其知识分子经常感到一种为其向现代化国家做文化引借辩解的必要。”[3](P90)但这种“文化引借”必然受到反现代化者的抵制。中国在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顽固派作为封建统治利益的最高坐享者，本能地感到一旦采用西学，必将导致数千年传统的纲纪伦常及礼义法度终将动摇，使整个统治阶级安身立命、操纵威福的制度根基行将瓦解。如有人提出要维护“礼义廉耻大本大原”，就不能兴洋学，否则将招致“人心因之解体”的大祸[9](P121)。有人则倡言：“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10](P29)这是在借口孔孟尧舜之道远较西方科学为重要，径直反对引入西学。由于顽固派自身的利益已与封建体制合为一体，因而以卫道的面孔反对引入西学是必然的。但由于华夷之别的文化观念，以及博大渊深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心理上留下的巨大影响，顽固派的卫道言论颇能代表一部分社会舆论的文化取向，并受到一些人士不同程度的应和。如有的研究著作引用著名学者俞樾的一番议论，颇可表现深受孔孟之道陶冶的士大夫知识界，在巨大的西学冲击潮面前，感到中学行将沦落时的深深忧虑与眷恋，并对危及“孔子之道”的“外国之学”表示不满：“今夫士大夫读孔子之书，而孜孜所讲求者则在外国文学……岂中国礼乐诗书不足为学乎？海外之书，译行于中国者日以益增，推论微妙，创造新奇，诚若可愕可喜，而视孔子之书反觉平淡而无奇。闻彼中人或讥孔子守旧而不能出新法。如此议论，汉唐以来未之前闻。风会流迁，不知其所既极，故曰孔子之道将废也。”[11]似这般经过切身体会而感到的忧虑，自然不无道理。但深受儒家浸润的士大夫知识阶层对中国文化的眷恋与忧虑，同专谋一己私利的封建顽固派的卫道者心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俞樾的感慨，实是士大夫阶层从消极方面表现出的对危难中的民族文化的自卫心理。此外，在洋务派乃至维新派持中体西用说的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试图采用西学以维护中学的主体地位，从而反映出用积极手段保护和振兴中国文化的变通进取心态。

为使中体西用说既无背于传统夷夏观，又可抵制主要来自顽固派的攻击，就必须对其何以采用西学的主张进行辩解，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一方面论述了采用西学合于用夏变夷的圣道古训，另一方面则论述了采用西学有助于中外合一的大一统文化理念在新形势下的实现。所以，中体西用论者对自己采用西学主张的论述，利用的是既尊重传统的形式，而在内容上又有所变通改造的夷夏观作为论式。如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变法》中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12](P160)此谓采用西学卫中华圣道，合于用夏变夷的古训，虽圣人复起也不会反对。王韬在为《盛世危言》所写的跋中也说：“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13](P167)这也是从采用西人器技不背中国圣道的角度立论。郑观应则完全是从中国的大一统文化理念，去论述采用西学在中国将会产生的巨大文化效应。他曾以由博反约为喻，论述西学必将折入中学的文化融通格局。他说：“昔我夫子不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人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14](P57)郑观应不是把中学、西学视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而是视二者为同一体用模式中的道与器、本与末的关系，西方进入中国是文化上的复归；因而他认为今日西学入中国乃是由器返道，由末归本，亦即所谓由博返约，由此展示出同轨、同文、同伦的文化一统格局的发展趋势。他已预见到，中外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必将进一步深化的未来。这里要注意者，其所言实乃中学之本融入西学之末的文化一统论。由此文化上的一统，他又论述了以中国圣道王法为政教之本，博采西方的技艺富强之术，实现四海归一的政治大一统。他又说：“《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余耳。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王道，抚辑列邦，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商务，藉植富强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建黄极于黄农虞夏，责臣工以稷契皋夔。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观而无难矣。”[14](P57-58)郑观应这里把西方的政治文化体系纳入到中国“霸术之绪余”的概念范畴中，即谓其与王道相比还差一畴；但中国若能采取西方技艺、教育、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各项具体措施，必能实现中国历来四海归仁的大一统王业理想。这已不仅仅是采西学为中体之用，实际已纳西学于中学的同一体用模式中，使之为中体尽中用之效。此显然与其《盛世危言·考试》中所言“以西学化为中学”[14](P89)相应。总之，郑观应并未视中学西学为两种扦格不入的异质文化，他从体用关系上论证了中学对西学具有吸纳同化并进而予以利用的本能。郑观应的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知识精英对自己民族文化具有相当信心的一种集中反映。此外，中体西用说虽有提高中学、贬抑西学的倾向，但由于它避免了从完全相斥的角度评估中西文化，所以它实际上为后来各种各样融合中西文化的论式启其端绪。在这点上，其积极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就是说，中体西用论至少为日后中西文化之间通过交流融合而达到提高创新的发展方向，在理论上有开启提示的意义。

三、新史学与国粹派的近代化民族文化建设

中体西用论是在清朝皇权仍作为现实政体而存在的社会条件下提出的，因此它必须以现存政治秩序及道义信念为合理存在作为立论基础，才能争取到引用西方文明以为中体之用的合法发言权。而且由其所论内容也决定，它仅是一种主要着眼于从科学技术上采取措施的社会改良思潮，这使其政治上的功利目的极为明显。如果再就其立论的根本宗旨来讲，它无意也不可能深入触及清政府的腐败弊端，因而其在政治上改革现实的价值也不大，这是其局限所在。但若从文化的角度检讨其意义，则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中华民族在受到外来文化挑战时，首先通过社会上层的有识之士，特别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分子之口，曲折表现出的一种民族自觉与文化反思。它主张的，是如何在不触动本民族原有传统的情况下，引入西方文明作为本土文化的补益因素。但中体西用说既借统治者及附属它的知识精英之口讲出，所谓中体就只能限于维护清廷统治的王道治法及纲常名教一套以官方儒学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体系，不能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尤其是中国几千年立国立民的民族思想精粹，在当时条件下是无从指示发扬的。因此借中体西用说反映出的民族文化反省意识，在范围上是有限的，在内容及形式上则明显未脱出封建文化的牢范体系。但到维新运动的前后，由于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已由原来限于技艺器数的层面，上升到政治、法律制度的层面，再加之近代民族主义的引入，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已大为改观，随之对中西文化的反省认识程度亦由此加深。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在与西方先进文化相遇时，一般都强调应保持本土文化在“精神”方面的优异性，然后有选择地引借西方先进的物质科技成果，中国的中体西用说便属于这样的文化思考方式。如有的学者在论及中体西用说时指出：“‘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用’者不过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后来，到了20世纪，一般的中国公式变成了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其含意为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优于西方，于是乎选取‘中西双方之精华’，将可创建一个新而超绝的文化。”[3](P71)就是说，20世纪的文化反省方式已由初起的中体西用论提升为“中西文化融合创新论”，在文化观念上无疑已有较大改观和进步，并成为此后建设民族新文化时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文化思考论式。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的危亡日益加剧，甲午战败更加深国人的危亡感，因而严复发出“亡国灭种”的警告。此后列强瓜分之势日亟，有维新派变法救亡之举。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民族主义宗旨。中华民族面临的危亡形势，必然刺激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主义的高涨。但通过引进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并自觉从理论上加以探讨者，不得不推梁启超为其中的翘楚者。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开始接触到近代的民族主义，并加以研究和介绍。梁氏认为，西方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乃近代化的标志，因此他矢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但他又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得以立国的民族主义精神本原，存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因而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的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子，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15](P6)在介绍西方学者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学说时有谓：凡一民族立国时，“当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凡祖宗传来一切制度苟非有妨害国家之发育者，不得妄事破坏……必须尽吸纳本族中固有之精神势力而统一之于国家。”[16](P72-73)前文在论及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兴起时，指出在一些落后地区当遇有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高涨起蓬勃的民族文化思潮，并努力于继承和宏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以为吸纳外来文化和建设本民族文化的根基。由以上梁氏所言，似其有鉴于此，因而意识到振兴与宏扬中国传统文化乃当务之急，于是他选中史学作为启蒙国民精神与宣传民族主义的文化工具。1901年他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揭出史学革命的号召，用以提倡民族主义，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如他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又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17](P7)梁氏倡言史学革命的目的十分清楚，即以振兴中国史学文化传统的方式，宣传民族主义，激励国民，追迹西方，以跻中国于文明富强之境。但若分析梁氏关于西方民族主义与近代化关系的认识，是经历一个过程的。即最初梁氏研究民族主义，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西方式文明富强的民族国家。深入研究后使他发现，为达此目的必须先从文化上入手，于是他转而锐意于以复兴中国文化的方式建设近代化的新文化。比较起来国粹派在这方面要自觉明确多了，即他们一开始就在“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宗旨下，推动中国固有文化向近代化转换。若对二者细加考按，国粹派与梁氏之间似应有相互的启发影响关系。

国粹派兴起于20世纪初年。此时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日甚，清廷专制统治的腐败使其民族压迫的本质更加显露无遗，因此国粹派的活动已与革命派反帝反清的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这样，国粹派的民族主义思想远非昔日中体西用论所可比拟，亦超越于梁启超之上。因为梁氏虽服膺民族主义，政治上则曾倒退于开明专制论。如果把国粹派置于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评价，则其最大的文化功绩，乃是其以传统学术为根基致力于建设近代化的民族主义文化，并且演为以一群传统学养深厚的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民族文化思潮。

由国粹一名，已揭示出它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保存和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宗旨，即其要在近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发扬传统学术以保存民族文化的特质。国粹派把自己的宗旨概括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18]，在这点上他们与维新派“保国、保种、保教”的宗旨有相近之处，但二者比较起来，国粹派对自己肩负的民族文化使命则更加自觉。比如他们视语言文字为国命族运所系，因而认为：“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言文字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19]这种认识必然有助于坚定他们保存发扬民族语言文字的职志。有学者则进一步用民族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包括语言、风俗、历史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确为国命族运所系：“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露西亚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州灭支那而毁其历史。”[20](P468)这些议论和认识，显然有助于人们理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即民族危亡之际“保存国粹”之巨大文化意义所在。他们所说“国粹”，主要集中于渊深的中国史学文化传统。国粹派接受了章学诚及龚自珍等的“六经皆史”说，又进一步推广为史学足以囊括中国的所有学问。如刘师培有谓：“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21]这样，所谓“国粹”亦即集于史学一身，故章太炎也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22]章氏倡言民族主义，鼓吹反满革命，主要借助于史学，因而他又说：“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23]即他主张以具体的历史知识鼓舞人们的民族爱国心，因为只有如此才会收到切近深入之效。此为章氏的卓识。由于章氏具有极为激烈的反满革命情绪，因而他为了提供“历史民族主义”，尤重汉族历史的保存发扬。如他论及提倡国粹的意义时说：“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24]借此亦可概见国粹派所谓国粹实集中于民族的历史传统，即中国固有的语言历史文化所构成的国民精神传承体系。

近代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彰显一种特殊的民族精神，而最能实现此点的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即章氏所言包括语文、制度及人物的广义的历史。通过对历史的回溯，可以唤起当前民族的自觉，从而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职此之故，在近代西方的文化民族主义热潮中，民族主义史学曾旺盛发达一时。中国自古以来有深厚不绝的史学传统，因而在保存自己的历史文化方面，是任何一个民族难以企及的。国粹派学人皆是些经史学养素有根抵者，也深知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服膺推崇之心，因此他们选中史学宣传民族主义，可称是明智之举。后来国粹派在知识分子中取得较为广泛的响应认同，并以学术舆论的形式助益反清革命成功，亦可为一证明。国粹派人士指出：“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25]这里把国粹与历史、文化及民族精神间的关系，阐发得十分清楚。他们继梁启超之后也提出史学革命的倡议：“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26](P168)同梁氏一样，他们也系国命之望于史学革命。但在新史学的创发中，梁氏虽有倡始之功，而20世纪初年其史学贡献仅限于理论上，具体研究成果尚不多[27](P216)。国粹派则不然，无论在史学理论还是在具体历史研究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史学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几乎一直处于显学地位，这同国粹派的力行提倡不无关系。可以说，在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之后，既体悟其精神又能用近代方法复兴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者，当首推国粹派。此后学衡派标举“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自诩为国粹派继承人。虽或谥之为文化保守主义，但正是他们支撑着当时扎实深入、卓有成效的民族文化研究，也代表着中国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挚的情意与崇高评价。可以认为，国粹派的贡献固然在于他们为建设近代化的民族文化做出功绩，但其中更主要的是他们既体认中国传统文化，又切实深入地整理研究它，挖掘其真髓，宏场其精义，以使之能在国人之中详实地传播。这在20世纪初以来，受救亡和革命热潮冲击不免带有浮躁疏略之风的学界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学衡派巨子汤用彤曾以“浅隘”概括当时的学风，深中时弊[28]。国粹派不唯致力于传统学术的研精覃思，又提出以西学证明中学的开明主张，在《国粹学报发刊词》中有谓：“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继起的学衡派也提出既“保存国粹又昌明欧化”，因而主张忠实全面地介绍东西学术文化精神。综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冲击下蓬来的民族主义文化思潮中，真正担负起从学术研究角度振兴宏扬中国民族文化者，应推国粹派及学衡派一批学人。正是他们切实精到的研究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落到实处。因而应该说，只有他们才是20世纪率先以其深厚学力创新中国民族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把他们的成就与19世纪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相比，毫无逊色之处。对20世纪初叶学术文化史上的这段辉煌，我们应给予充分注意。

四、余论：中西文化民族主义的比较

中华民族自秦汉时代起，就已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认同意识，并因此构建起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所以，无论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等方面，久已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传统，而政治上的大一统结构及其理念，更在有形无形之中对中华民族起着持久的型范聚合作用。所有这些，与欧洲民族如德意志及意大利等要在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兴起之时，才集中总结构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等历史文化传统，大不一样。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渊源久远，积累深厚，不假外求，更无需临时凑集。如章太炎曾以日本为喻而论述道：“部娄无松柏，故日本因成于人，而中国制法自己。儒墨名法道尚已，虽汉宋诸明哲专精励意，虑非岛人所能有也。自弃其重而倚于人，君子耻之，焉始反本以言国粹。”[29](P207)即日本因文化积累浅薄只有“因成于人”，中国则只需发扬自身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已足以自强。但国粹派“反本以言国粹”，又非专意于诵经复古、卫道恋旧，而是“标民族之宏义，发神州之鸿秘”[30]，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近代民族主义创新宏扬中国固有文化。如果说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乃是中国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刺激时，所做出的本能性反应，其实质是在不触动旧的政治伦理文化本体的情况下，引用西方的科技文明补益自己，那么，这种对旧文化体系的局部修补，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世界民族民主运动大潮。更主要的是因为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尚未广为传入，因而不能不使中体西用式的文化反思受到局限。当民族主义浸润于中国思想界之后，人们的文化观念大为改观，中体西用论益加显出其不足与浅薄，文化革新的历史任务也开始被人们所意识到。20世纪初年国粹派的兴起，虽然寄意于“保存国粹”，但却旨在融通新知，即他们一方面把宏扬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与当时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为反清革命提供舆论鼓舞，另一方面则在努力吸纳西方文化以复兴固有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近代化转换。所以，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虽与19世纪欧洲如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貌似相同，实则有异。当时德国尚未完全实现民族统一，它是在法国文化入侵的刺激下，企望通过搜集、整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实现德国民族的精神认同及复兴与统一。近代中国则不然，虽然雅片战争后西方烈强的侵略步步深入，但政治上的大一统及其理念并未从根本上受到破坏，文化上则由于传统深厚而无需临时搜集拼凑，炎黄子孙的共同信念则从族缘血统上长久地整合团结着中国人，所以象19世纪德国那样主要借助文化之力实现精神认同和民族统一的情况，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则是，如何运用近代民族主义精神，通过批判继承功夫，完成中国民族文化的近代化转换。所以虽同是文化民族主义，但由于国情不同，历史条件各异，在19世纪欧洲与20世纪中国，其所包含的宗旨、内涵与性质是不尽相同的。职此之故，如何正确分析比较近代以来世界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文化思潮，仍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文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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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论文篇4

一、民族文化与民族文物的保护

作为一个民族精神内涵所在，民族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在古老的历史中所获得的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民族最具特色的创造。在现在注重创新的时代里，民族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突破口，所以保护好民族文化，不光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民族能够在时代中再创辉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一个民族不能丧失在别个文化的侵染下，沦为其他民族的文化奴仆，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而不倒，就要大力保护并弘扬传统文化，当然在现阶段要以保护为主。现实看来，在气势汹汹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保护传统文化变得刻不容缓。

（一）民族文化和民族文物的关系

民族文化与文物是内容和载体的关系。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在物质世界里的具体表现形式。《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为民族文物做出定义：“民族文物是反映一个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具有本民族的特色。他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一个民族近现代的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是研究民族历史，特别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实物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指出，民族文物是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可见，民族文物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产等各个方面的物质资料或者精神资料，包含面很广，范围很大。在地大物博而又历史悠久的我国，民族文物更是不胜枚举。

（二）民族文化发展滞后，民族文物保护困难重重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受到了猛烈地冲击，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变迁速度越来越快，但与之相应的则是文物保护的落后。由于我国的民族文物事业是建国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在这之前，民族文物遭受到了战争、盗墓贼等许多方面的损害，可以说会坏的十分严重，许多珍贵的文物工艺品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未能保存下来。就现在而言，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不完整，没有完好的制度对民族文物进行保护，也是造成民族文物流失或者损毁的重要因素。再加上民族工艺学习艰难，现代人更容易转向更容易赚钱的职业，导致民族文物制作工艺长期得不到传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一些文物成为仅有的遗留，而制作工艺因为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所以，文物保护工作一直任重而道远。一方面，要对文物市场加以规范，健全制度，促进文物市场良性成长；另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坚决打击贩卖倒卖文物的行为；第三，要尽力传承文物制作工艺，发展这方面的专门人才；第四，利用国际影响力，促进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

与之相应对的是，民族文化一蹶不振，重新繁荣不可预期。在文物遭受严重灾难的同时，我国民族文化也在时代的大潮中飘摇不定，面对文化侵略势力，显得疲弱而毫无反击之力，许多文化现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削弱，有些民族文化为了生存还不得不改头换面，向世人摇尾，从而使得社会上对于民族文化的印象一提起就是诸如算卦、烧香一类的糟粕产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止民族文化繁荣起来的因素。最重要的原因是，从异种文化强势入侵以来，甚上溯到封建社会末期，民族文化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没有了新思想新元素的注入，民族文化生机全无，没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现代社会要重新振兴民族文化，就要吸收新的思想，对民族文化进行充实；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进行大的改进，使其适应时代需要，成为人民乐意接受和学习的文化，这是从根本上振兴民族文化的办法。

二、博物馆在文物保护中的作用

为适应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需要，民族文物工作必须提升到事业的高度。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博物馆一直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保护者和宣者，是弘扬、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机构，是多种文化展示、交流、学习的载体。民族博物馆作为民族文物收藏保护、宣传展示、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还担负着开展民族文化调查、保护及开发利用民族文化和民族文物的重任，是抢救和保护民族文物的主要力量。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民族文物工作和博物馆事业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要求和使命。

宣传民族文化的精华，延续民族文化的命脉，创造新的民族文化，民族博物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博物馆展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能维护民族文化的连续性，树立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还能增进人们对彼此之间文化差异的认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使各族人民对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一个系统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帮助社会建立起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同时，民族博物馆的教育职能还以传播新文化、新观念为目的，在展示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增加他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能力，使现代观念、现代意识、现代生活方式逐步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促进各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民族文化论文篇5

地理生态被破坏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巨大，想要短时间内的实现城镇化是不可能的，农村人口仍旧还会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城镇化进程中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使原本联系密切的村落被隔开，政府规划失控等城市空间布局不规则，许多文化赖以生存的地理生态环境被分割开来，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需要多个村落或者集体之间紧密联系，共同支撑，地理生态上的分割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发展失去了空间，现代通信科技并不能促进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城镇化导致地理生态格局的改变，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环境。

(二)外来文化的冲击当今社会上

很少能看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人们喜爱的是篮球、足球、跆拳道等国外的体育竞技项目，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所喜欢的体育项目都很少会是太极拳等传统体育活动，随处可见的篮球场、足球场、跆拳道兴趣班让中国本土的民族体育显得十分冷清，武术馆、象棋馆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日常生活中只有一些老人会打太极拳健身，而传统武术、摔跤、龙狮等项目则只会出现在一些民族节日的表演中，表演者也都是一些业余团队，他们的演出极具功利性，根本没有领悟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现代竞技体育不断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人们从事的体育项目，大多是出于功利、名誉，就算体育表演也充斥着商业化的气息，没有从根本上继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不到弘扬与发展。

(三)学校教育落后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

是传统体育走向规范化、普及化和科学化的必经之路。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的体育教学缺乏自己的特点，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都是从苏联时期引进过来的，不管是大学体育教育，还是中小学体育，其教学内容主要是西方的现代体育项目，很少涉及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授。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教育改革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有了起色，但是还是缺少理论指导，相对于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依旧十分缓慢。为了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国家教育改革中将民族体育教学纳入到学校学科建设中来，经过多年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学不仅在科研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也得到了完善。在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被广泛的引入进来，极大的丰富了学校的体育教学的内容。但是，相对其他学科建设，民族传统体育不能严格的按照学科建设的标准进行建设，民族传统体育学也只是初步建立了应有的门类和框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独立的学科结构，研究方法不明确。此外，外国的体育文化流入对传统体育教学造成冲击，像韩国的跆拳道，已经成为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热门体育项目。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一)正视发展困境

认知传承的意义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许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开始走向消亡，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和发展困境。在功利思想盛行的今天，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或多或少的带有功利性，这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中变了味，许多传统文化的功能完全消退。而我们强调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指其内容上的保存，更注重的是其蕴含的精神的延续。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我们要正视现在的困境，认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本质意义，端正态度，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创新传统文化发展途径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保护，更重要的是创新。为了更好的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必须加快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首先，应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次，要结合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利用国内国际市场来传承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现民族体育项目“走出去”和“引进来”，吸引外国人学习民族体育项目，借助外国的成功经验，保护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后，创新体育管理制度，由以前的行政手段向借助市场、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的管理制度转变，切实提高体育文化的管理水平，发展传统体育文化精髓。

(三)重视学校教育

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很多现代竞技体育项目都是通过学校传承发展而来，学校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中介。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将其纳入到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使教材具有民族性的特点，这是对学校体育教学的一个补充。重视理论基础的完善，切实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

民族文化论文篇6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蕴含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及精神信仰之中的生态智慧，衍生于人们在长时段生产生活中习得的经验，积淀于生命环境在时空中的变化，诠释了“人”对于生态系统之中“他者”的尊重与理解。1．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共生的生态环境塑造了共生观念。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多为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大的攫取型经济。各族人民在“采集渔猎经济、畜牧与农耕”等经济活动中，他们的“精神特征不在于它的逻辑而在于他对生命的情境。他对自己的观点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际的，而是共生。在自然世界中，他们并未将自己放置于一个独特和优越的位置上。所有生命形态都具有亲缘关系”②。以生活于稻作文化区域的壮族为例。壮族先民通过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图腾信仰的精神路径，嫁接了同处生态系统中万物与人的亲缘关系，建立起共生秩序，以约束人类干预自然的尺度，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中“稻谷、鱼、猪、牛、马”等都各有“灵魂”。在共生状态中，诸物皆灵魂与肉体合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一旦因人不当干预，将生境诸物的魂吓跑(驱赶)出肉体，将导致人面临生存危机。《布洛陀经诗•造火》中就有因人不当使用火，而致“王的三代祖宗不愿留，王的祖神不愿住”③的记载。共生平衡失调，“河鱼妖怪，稻谷妖怪，牛妖怪，银钱妖怪，首饰妖怪”④等人类生存条件恶化的灾难必会出现，最后只得在布洛陀⑤的指点下，当事人通过仪式展开忏悔，并收敛起干预自然的尺度，才使得生存环境中的诸神、祖先、诸物恢复至共生秩序，人方得安居乐业。同样，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原生宗教文化中也都广泛存在蕴含共生观的现象。如:傣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的“神林文化”、藏族的圣山圣湖崇拜、侗族的万物崇拜、布依族的图腾崇拜等，都表明各少数民族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在诸多禀赋共生智慧的文化内涵中，我们虽无法运用现代逻辑去理解其合理性。然而，无论禁忌是否符合现代人观念的“情”与“理”，它作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调控手段确实存在。“他们对待自然万物的方式与对待，都体现了一种共生道德情感，进而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情感活动”⑥，并以此维系着人类与自然间的共生秩序，为人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得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2．适度开发的发展观适度开发观阐述了人对大自然的“干预尺度”，它解决了人如何调和自身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的智慧。为适应区域地理条件与生产力状况，“靠山吃山，靠林养林”成为生存于该时空中的少数民族人民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经济思维，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技术。如:为不伤害土壤中植物根系，尽可能地采取粗放的免犁技术;为顺应不同植被的生态状况，对土地进行功能区划，实施差异化的耕作技术;为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实行多时段土地轮歇制度等”①。以森林资源为例，“我国长江流域(26.69%)、黑龙江流域(24.82%)的森林蓄林资源占据了全国森林蓄积面积的51.51%”②，两江流域之所以有森林资源的大储量，除自然涵养外还同居住于该地的少数民族所秉承的适度开发理念分不开。例如:侗族有“爱护森林、植木造林、封山育林”的传统，至今还有很多侗寨仍旧保留着“儿孙林”③的习俗;云南富民彝族，认为竹林的生长兴衰象征民族的兴衰;怒江傈僳族多以禁止采伐的茶树、紫柚木等植物为氏族命名;蒙古族、赫哲族对所需保护的树种、草原有明确的要求，不许砍伐的种类甚至连树枝也不许采摘。可见，正因民族生态文化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利用做出了要求，才有效防止了人们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保持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和谐。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蕴藏了丰富的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制度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生活生产实践，并通过意识干预与组织制度起到约束文化主体的作用。我国少数民族也正是通过这套制度文化的约束来保护生态环境。1.以习惯法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于日常生活与劳作过程中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人民用以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制度性内容。“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明文法之外，依据民间社会权威与社会组织，赋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的总和”④。我国清代“嘉庆”至“咸同”年间的贵州布依族村寨便出现了《护林碑》。贵州兴义顶效的《护林碑》载道:“窃思天地之钟，诞生贤哲;山川之毓秀，代产英豪。是以惟岳降神，赖此外城之气所淤结而成。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赖以地灵。以此之故，众寨公议，近来因屋后放牲畜，草木因之催催，巍石成嶙峋，举目四顾，不甚叹息。于是齐集与岑性面议，办钱十千，木品与众永人为后代，于后代培植树木，禁止开挖”⑤。依碑文可见，村民已认识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并明文禁止开挖砍伐树木，并将种植树木作为一项社区规范确定下来。同样，纳西族在其原始经典教义《东巴经》中也同样蕴含了水资源保护的制度性内容。如:禁止向水中扔垃圾;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在水源地宰杀牲口，禁止在水源旁排便等。分布于黔、湘、桂的侗族《侗款》在自然资源确权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屋架都有梁柱，楼上各有川枋，地面各有宅场。田塘土地，有青石作界线，白岩做界桩。山间的界石，插正不许搬移;林间的界槽，挖好不许乱刨。不许任何人，搬界石往东，移界线偏西。让得三分酒，让不得一寸土。山坡树林，按界管理，不许过界挖土，越界砍树。不许种上截，占下截，买坡脚土，谋山上草。你是你的，由你作主;别人是别人的，不能夺取。屋场、园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各管各业，各用各的。”⑥自然资源产权的明确，解决了私有资源与共有资源产权不明、环境责任不清的问题，进而为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制度性基础。2.有效的组织制度保障较为完善的组织制度保障了各项生态保护规则落于实处。首先，在组织领导上，由经社区民主推选出来的首领(组织)实施执事活动。如苗族“议榔”是苗族社会的基础组织形式。“议榔”最高权力机构是合款大会，大会由榔头、款首主持，制定“款约”，并选举产生各种执事首领。“款约”涉及到社会生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地区安全等诸多方面。至今“议榔”在苗寨中仍发挥着自律作用;其次，严肃惩罚措施。族人一旦被认定违反习惯法，将按照习惯法所规定的内容实施处罚。“黔南瑶族，以习惯法为准则，审判时由寨老召集族众，对违法者施以批评教育、请酒赔礼或惩罚示众;贵州水族则由‘三老四公’负责履行乡规村约的处罚权，对违反习惯法者给予惩罚”①;第三，以生态道德性施行制度内容教育。惩处是对身心的处罚，教育在于提升内心的意识。两者的有效结合为乡规民约秩序的运行提供了“道德”保障。“如壮族习惯法中的惩戒条约直接规定了，一旦触犯习惯法，当事人没有选择余地，仅有接受和服从。违法者不仅要受到条约规定的惩处，个人还将在未来生活中背上‘骂名’。在广西龙脊十三寨，对于违法者的‘游村’和鞭挞刑，不仅使违法者在身体上要接受处罚，还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村民的嘲讽、谩骂。”②同时，“在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到场的情况下，对违反者实施惩处，以实例对村民进行现场教育”③。得益于上述生态管理意识与管理制度的存在，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才得以在“有形审判”与“无形教育”中获得塑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因此获得了保护。

二、采撷的意义

采撷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汲取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智慧，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有利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区域是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基础单元框架。民族生态文化不仅为我们思考制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政策提供基础性的依据，也凭借其生态智慧的共通性可为国内其他地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慧滋养。“我国地理空间是一个自西向东逐级下降的斜坡，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东连横断山脉，地势下降至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又有塔里木与四川等盆地。向东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三级阶梯落差，南北又达30个纬度，温度与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④在如此特殊地理环境中，生成了具有不同文化性格的民族单元，孕育出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文明作为一项关系人类福祉的发展旨愿，如其开展能够尊重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差异与历史生态文化，可克服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水土不服”，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增强其信度与效度，真正满足符合区域人民的长远发展利益需要，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的。

民族文化论文篇7

(二)对民族文化资源与农村幼儿园课程开发的思考1.幼儿的文化安全与教育价值选择在全球化语境中，有关文化安全的讨论越来越吸引人们的关注，从最初热用于政治、经济的核心语汇，不断引伸到各行各业中。目前，对文化安全的解读普遍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的优势，有意无意地通过文化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策略论，威胁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安全。”［2］在“2005年国际华人幼儿教育学术研讨会”上，幼儿的文化安全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得到了国际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就一般意义而言，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是本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遭来自内外部文化的侵略和颠覆，防止本国人民的价值观、思维与行为方式被他文化重塑或改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上，已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直接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就我国少数民族幼儿教育而言，幼儿的文化安全并非是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而是充分结合幼儿的年龄结构特点与认知习惯，在以“多元文化教育”为出发点的前提下，制定正确的教育目标，选择科学合理的教育内容而实施的一种全纳教育。这种教育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幼儿能直观体验文化多元的生动性，在感觉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同时，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其他文化，有效地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2.民族地区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应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民族文化特点、本园的基础现状，结合该地区教育的的状况以及本园幼儿的发展状况，开发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园本课程。园本课程的开发不能凭空想象，应该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合理开发。此外，园本课程的开发离不开专家的指导，同行的讨论，课程的试教与论证。只有充分正确掌握幼儿园的发展目标、原则，才能对园本课程的开发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做到科学构建。园本课程开发离不开地方文化。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如何结合民族和地域文化，合理选择、引用、加工，最后应用到园本课程中去，需要教育管理者和实施者深入社区和人们的生活中，从细节处观察文化对人们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影响，并将文化与教育充分结合，开发出具有明显本民族文化的园本课程。同时，在园本课程的开发上，要认清特色课程与园本课程的区别，比如一些音乐、舞蹈、乐器、美术等特长班，不可否认有些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或吸引家长眼球而开发出有特色的、以功利为目标的课程，这类课程只能开发幼儿的部分能力与特长，并不能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如果以特色课程等同于园本课程，对幼儿园和幼儿的发展而言，其弊只会远大于利。

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课程的实践及观察

黔东南州属多民族聚居地，以苗族侗族人口为主，苗族人口略多于侗族人口。为了解黔东南地区民族传统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情况，课题组选取了6个苗族聚居县和4个侗族聚居县，以每个县不低于5个镇以下的农村幼儿园课程为切入点，通过与专家和一线老师集体备课、听课、观察、说课，评课的方式进行调查实践实验，在以德育、言语技能、生活常识、手工与艺术、游戏与体育作为教育内容，将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教育教材，分别进行观察并听课，重点将幼儿的注意、兴趣作为观察指标。

(一)课程活动的设计在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幼儿园活动的实践设计上，课题组把着眼点放在幼儿的文化根基上。幼儿的文化根基包括文化的本质基础和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前者包括本土文化传统和日常行为规范，后者包括外来文化以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并传承下来的习俗与文化，为少数民族幼儿提供了一个既定的文化环境，这成为现代少数民族幼儿教育的根源，它既是幼儿教育的丰富资源，也是该文化拓展和创新的起点;同样，在当下经济、信息高速交流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幼儿生活的文化环境复杂，相互的碰撞也较之以往更加频繁，幼儿的具体行为时时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不同的文化在现实的生活中，都会转化成幼儿的日常生活内容。因此，在进行课程活动设计时，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框架下，以德育为中心，将德育融入各种课程中去(见图3)。

(二)课程活动的实施课程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没有既定模式，存在多变性和随机性特点。在课程活动的实施上，首先，我们以主题活动为主要实施方法，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授课，来实现民族文化应用到幼儿园课程中;其次，通过无意注意的安排，在区域活动中，通过贴画或者创设实景，让民族文化融入幼儿的活动中;再次，在幼儿的自由活动中，通过引导幼儿游戏，将传统体育与游戏融入学生的活动中。当然，各个课程不会孤立存在，在教育目标上也会有交叉。比如，在言语技能活动的设计上，在侗族地区农村幼儿园，选择这样一首儿歌。在该课程的设计上，以发展语言技能为教育目标，重点是培养幼儿团结互助的思想，在儿歌歌词中，又融入了生活常识，比如动物的认识，都是幼儿日常能见得到的东西，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双语双文的结合使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少数民族幼儿因汉语水平低下的理解缺陷。

(三)学习效果观察通过观察，分别对比现代课程活动和民族课程活动，在54人的班级中分别将注意的保持和兴趣作为指标，注意的保持是在充分使用教具的情况下，尽量排除可导致幼儿注意转移的干扰因素，幼儿的注意保持贯穿于整节课的学生人数;兴趣主要是学生与老师互动的人数以及课后的检查与反馈。通过图4统计发现，现代课程对于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无论是注意的保持方面还是兴趣上，都稍低于民族课程，而这些特点在小班中尤为突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现代课程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脱节。比如在大班认识标志时，斑马线、红绿灯甚至宽敞干净的柏油马路这些内容都与农村幼儿的生活严重脱离，导致学生理解上的困难从而难提兴趣，因此注意保持时间较短;其次，现代课程在进行教授时，都是通过多次重复让学生强化记忆，这种方法下，多数学生得到的只是一个短时记忆，这些教育内容回归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难以再现，不能转变为幼儿的生活行动;第三，民族课程较现代课程而言，更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和参与的欲望，他们能通过经验习得参与到老师的教学中去。以游戏课为例，存在于民间的一些传统游戏通常会世代相传，虽说在细节上会有一些加工和改动，但大体上都沿袭着相似的内容并有着固定年龄的参与人群，将这些传统的游戏融入幼儿园的课程中，课后幼儿能够在社区、村寨得到拓展和实践，这有利于巩固和提高学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也能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三、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应用于农村幼儿园活动的反思

民族传统文化应用于幼儿园课程活动相关的研究并不罕见，但通过对现有的研究进行分析，内容上多是以民族艺术作为素材引进课堂;研究的形式都是一种理论研究;研究的人员多是幼儿园一线的教师。当然，一线教师在幼儿园的课程活动研究上，最具有发言权。但是，现有幼儿园教师总体水平偏低，特别是在教育理论的理解上缺乏较高层次的理解，因此，在提出的建议与意见上缺乏宏观思考。因此，将民族文化资源引进农村幼儿园活动，除了要有一线的直接经验外，还要有立体的教育理论思考。

(一)进行意识生态的多元文化教育对话“多元文化教育生态”是北京大学钱明辉教授率先提出来的，是用生态学视角来讨论社会现象。钱明辉教授认为，这种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关注个体与整体之间包括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能有效避免孤立看问题的弊端，一反过去只重视时间而忽视空间的做法。［3］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生态意识培养，能有效避免其他视角造成的“两极”对立，即过度开放接收，重视多元一体而忽视了多元共存;过度重视本土又会让民族文化陷入孤立和封闭。多元文化教育的意识生态化，社会整体的联系和不断交流和变化状态能将人们视为习惯的局限性揭示出来，能够引起人们对新的目标和结构的重新构想，从而得出一种最适合的社会形态。多元文化教育对话是一种对话教育，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压迫和强制。进行教育对话，其目的是对面对的问题进行客观辨识，坚持价值中立，实现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中国一体多元的少数民族格局，由人口最多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每一个民族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起来，每一个民族身上都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历史，每一个个体都有着某种文化特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格局中，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听到来自不同群体的多种声音，在对话中发现诉求，才能学会分辨，学会存疑，从而学会提问、学会表达。此外，通过对话，群体之间学会宽容、理解、接纳，才能实现和谐共处，才能增进潘光旦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安定和谐局面。进行生态意识的多元文化教育对话，能改变人们不再简单地从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主流文化和特色文化的二元对立来看待问题，在进行课程构建的时候，就不再从制度化知识和非制度化知识的不平衡中寻找支点，而会站在一个较高的视角去审视国家、社会、文化、民族的整体性，从而发现生态学意义上的关联。

(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文化的构建与传承幼儿园文化是指幼儿园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淀和创造出来的，为其成员所共同遵循并得到同样的价值观体系、行为规范和共同的思想作风的综合，表现为幼儿园的“综合个体”［4］。进行幼儿园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首先要解决的是剥开文化的外衣，寻找到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抑或是个人，要走发展的道路，都离不开文化，文化具有凝聚力的作用，是发展的核心动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要想在现代教育需求下健康发展，就必须走“民族文化兴园”之路。当然，在起步低、底子薄的农村幼儿园，要形成自身的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要清楚地认识到，幼儿园文化绝对不是简单的买校服、唱园歌。幼儿园文化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外部文化，二是内部文化，三是制度文化。外部文化是幼儿园的空间物质形态，包括环境、设施;内部文化也可以称为精神文化，包括价值观、园风、园精神等，内部文化是幼儿园的灵魂和精髓;制度文化是规范和保障，包括规章制度、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是全体师生共同认可的规范体系。在三种文化中，外部文化是基础、内部文化是主导、制度文化是关键，三种文化相互依存同时也相互制约。进行幼儿园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要有明确的办园宗旨，要以高品质的教育质量作为追求目标，要以育人为中心出发点，以民主、开放、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幼儿园管理。此外，还要注意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与弘扬。这要求教育管理者和幼儿园管理者要有清晣的文化观，以诚信、合作、共赢的态度引领团队文化，加强对幼儿园教职工的培训与教育，不断践行主流价值观，让幼儿园文化成为师生的行动指南。

(三)开发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园本课程重构幼儿园课程，必须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原则下重视幼儿文化的开发，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民族意识，在以本民族口头文学、历史人物、自然地理、风俗习惯、艺术、信仰等素材为蓝本的基础上开发园本课程。要充分重视少数民族幼儿的生活经验，使用少数民族幼儿最容易理解的教育方式，在进行主流文化与民族本土文化教育时要始终坚持“对话”，开发出具有典型民族特点又不失现代性的民族地区农村幼儿园园本课程。幼儿园园本课程，不是单一的内容那么简单，最为重要的是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实施幼儿园园本课程，其多元文化特点要求教育方法必须以多样性、生活性为主，具体实施时首先应该在园本课程目标下进行文化分析并设立主题统整课程内容。众所周知，幼儿的认知能力有限，如果单以民族文化纳入课程中，没有进行加工、整合，没有充分认识学生的年龄特点就进行传授，这样的教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应该在园本课程基础上，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的民族文化内容，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和年龄特征，设立中心主题来引领园本课程;其次，幼儿园本课程应该以活动为主要途径展开，在县级以上幼儿园，活动引领课程基本已是一种常态，但是在农村幼儿园，大多采用的是小学式的教学手段。开发园本课程时，要把教育手段和方法写入课程中，仔细考量学生的文化心理和学习方式，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都能以自己的学习方式来形成自身的经验体系。

民族文化论文篇8

民族特色生活习惯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特色习惯的保留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的作用，反之则不然。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被采访的对象都是身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他们都有着能代表自身身份的民族服饰，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色彩鲜明、风格迥异的服饰除盛大节日外是不会出现在人们平时的生活中。据2012年数据统计，凤凰县三拱桥乡全乡总人口15186人，全乡在外打工者达4600多人，占全乡总人口的30％，这些外出的打工者们大多会选择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打工，这里的信息传播快速，不同层次的物质的、精神的“舶来品”冲击着远道而来的苗家打工者们的生活，他们效仿城里人，穿起了西装、连衣裙，他们卷发、染发，回到家乡后，这些自身显现出来的时尚元素影响了当地的居民，久而久之本民族的“传统服饰”逐渐被“时代潮流”取代了！

（二）民族认同感弱化

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凝聚一个民族、团结一个民族的强大动力，是族群保持自身特色的关键，苗族的歌舞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调查，得知三拱桥乡懂本民族歌舞的人主要是老年人，为进一步了解该地区民族文化传承现状，我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拜访了某校校长，校长叹惜地说：“苗歌对老一辈来说就像我们现在的必修课，几乎人人都懂。之所以今天的年轻人知之甚少，一是父母辈无空闲时间教他们，二是他们对此兴趣不大。在这个呼吁竞争的年代，大家都在忙于为生计而奔波，无暇兼顾这些琐碎的事情，久而久之，所谓的传统就这样在人们的意识里逐渐被淡化”。

二、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现状

少数民族文化校本课程是学校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校本课程，是以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为基础，以满足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需求为目标，以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为旨归，充分挖掘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及各种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中形成和开发出来的课程。”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自2008年开始，加大力度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活动的开展是为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三拱桥乡的民族文化，该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现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课程内容

从课程内容来看，三拱桥中心完小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主要集中在歌舞方面（如“苗家花鼓操”在全校已全面铺开，学校规定每周一、三、五做花鼓操，二、四做广播体操，使少儿广播体操和花鼓操交替进行），其次是苗族体育和苗族美术（如美术课上以剪纸和刺绣代替传统课堂里的水彩和颜料，体育课上以苗拳作为课前十分钟的热身训练）。可见，课程内容的选择是让孩子们更多的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体会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但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课程内容的选择比较单一，未把本民族的语言、历史、地理、科学等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

（二）课程类型

三拱桥中心完小民族文化课程类型的设置同课程内容的选择一样，都较为单一，主要以活动课的形式为主。具体原因在调查中得知，授课教师们平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开展这方面的课程教学，学校教学的重点依旧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升学考试。一般情况下，此类型课程的课时一周只有一至两次，如果遇到湘西州两年一次的“民族文化节”等活动，此类校本课程的课时才会有所增加。在孩子们看来，此类课程和必修课有很大的区别，与自己的考试并无多大关系。

（三）教师态度

起初该校对于“乡土民族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的兴趣很大，从广搜资料到小组讨论再到试图进行教材编写，但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缺少专家指导、缺少学生参与、更缺少经费的支持，渐渐地，教师们的积极性减弱，据调查得知，首先教师们认为此类民族文化课与学生的考试分数没有多大关系，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考核主要还是学校的升学率或期末考试的平均分，其次家长们依旧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而校本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成绩并无太大帮助，促使教师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视角转移到与升学考试息息相关的考分上。

三、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理论或专家指导，教师开发能力不强

校本课程的开发给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它要求教师不仅会“教”书，还要学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特长去“编”书。通过调查发现，三拱桥乡尽管有绝大多数老师都具有较强的开发意识，但他们表现出对自己的开发能力缺乏自信。由于地域上的限制、经费的不足，湖南凤凰县三拱桥完小去聘请资深专家指导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不现实的。有的老师认为通过参观、观摩别校的几节校本课程公开课，甚至认为可以模仿、照搬别校的校本课程，就能够获得校本课程开发的全部真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都不利于校本课程的开发。试想若没有理论与技术的支持，仅靠经验型摸索，必然影响到校本课程开发的质量和水平。

（二）缺少足够的经费

三拱桥乡位于凤凰县东北部，是一个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对于校本课程开发，学校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主要依靠美国“蒲公英行动”教育基金的支持，但是，单纯依靠这种经费的支持毕竟是有限的。经费的不足，导致民族文化课程门类的设置不得不缩减，而且一旦失去此类经费的支持，课程的开展也就不能顺利的进行。

（三）缺乏学生及家长的积极参与

校本课程开发不是由校长和教师们共同编制就可以完成的，它还需要课程专家、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共同参与研究、审议和探索。当前，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的大部分学生对于校本课程开发的参与度不够，许多学生还没有跨出“上学就是为了考大学”这道门槛，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与学习相关的考分上，因而对校本课程的开发不敢兴趣。作为教育伙伴的学生家长，是能够成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参与者，他们可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储备的知识向学校及教师提供更多利于课程开发的信息和素材。但是，凤凰县三拱桥乡许多学生家长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大多只是监督孩子学习，扮演着陪读的角色，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较少过问且难有时间参与其中，他们大多为了生计而奔波，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课程问题应是政府和学校的事，因而对学校开设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的校本特色课程并不感兴趣。

（四）认识不足，片面追求升学率，影响校本课程开发的进程

当下，升学率的高低成为衡量学校的重要指标，老师们根本无暇顾及校本课程开发，民族文化的传承及校本课程的开发势必会受到影响，凤凰县三拱桥中心完小也不例外。该校虽是一所民族学校，但学校的科目设置与民族文化相关的课程较少，占据课时最多的依旧是国家课程语文和数学。正如老师们所言：“我们是民族地区，贫穷落后，山大沟深，像我们这种三流小学，若没有一定的升学率和可观的排名，有哪位家长愿意把自己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校本课程开发，我们也想过，但立足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可见，校本课程的开发在该校教师的观念里是有的，但因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将其搁置一旁，因为它与学校的升学率毫无关系。

四、三拱桥乡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对策及建议

（一）重视课程专家引领，提升教师课程开发能力

课程专家的理论指导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关键。教育主管部门可定期派课程专家到学校进行指导，并在指导中为学校培养一两名带头人，然后，由他们带领其他教师开展课程研讨和开发活动。从调查中得知，缺少带头人，教师开发能力有限阻碍了该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如果有课程专家的引领，教师们就可将自己的特长和自身所学的知识结合起来，提出新颖且利于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观点，在课程专家们的从旁协助下，有助于教师们拓展思维，互相增进交流，取长补短，这些都利于校本课程的开发。

（二）提升教师素质，组建校本课程开发的行动队伍

民族地区制约校本课程资源开发的关键性因素在于教师素质普遍偏低，对校本课程开发理解存在多种误区，笔者认为，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综合素质、转变教师的“校本观念”，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学校应鼓励教师开展“校本研究”活动，以“研究”促“发展”。校本研究是教师在学校工作中展开的教改探究活动，是教师通过对自己在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断地反思、修改及总结。学校中的教师都处在相同的教育环境下、面对着同样的受教育者、需要完成相同的教育任务，尽管教师个体间教育观念、教学方法不同，但在教学过程中势必会遇到相似的问题，教师可通过校本研究将遇到的问题作为一个案例与同事分享，这对于提高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对民族地区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2、学校应加强教师的专业培训，提高教师的校本理念。针对凤凰县三拱桥乡各学校的实际情况，教师的专业培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一个亟待发展的薄弱环节。长此以往，不但会影响教学质量，搞不好会影响该地区校本课程的开发。若该地区学校能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教师培训的力度，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使教师对自身的职业角色有新的认识，对校本课程的开发有新的理解，从而更好的更新自己的校本理念。

（三）加大资金投入

三拱桥乡民族文化校本课程开发中，面临的最大阻力就是资金不足的问题。就三拱桥完小来说，公用经费捉襟见附，能保证正常的运转已是不易，而对于校本课程的开发，学校难以拿出专项资金予以支持，资金匮乏，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就难乎为继。学校自身不能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唯有向外寻求帮助，但学校因繁重的教学任务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吸引“外资”，因此，作为支持学校发展的“领头军”教育行政部门，应成立专项管理小组，匹配专门的校本课程开发基金，专款专用，为保证校本课程开发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四）大力开发丰富的课程资源，为校本课程开发服务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支撑校本课程开发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凤凰县三拱桥乡具有独特的资源，宽广的河流清澈见底，巍峨的山川美轮美奂，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熠熠生辉，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民族文化论文篇9

儒学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倡导的学说，是当时儒、墨、道、法的四家主要思想流派之一。儒学，从字形上看是人所必需者，即人人需要的学问和思想。孔、孟思想的伟大和创新，上文已作论述。但在春秋战国及秦朝是强调以力取胜，以战争求统一，以专制来压制民生的时代，孔孟思想不得所用。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办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从此儒学才成为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其后儒学思想又和封建统治以及佛、道思想结合，出现了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以及20世纪前期的“新儒学”等等。经学、玄学、理学、朴学以及新儒学，都以孔孟思想为核心，但又渗入了各自时代其他思想的内容，主要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内容。孔子曾向少数民族学习文化，《左传》曾把靠近鲁国而保存了先进文化的夷族小国郯国说成是“中国”，而把当时文化后进的姬姓大国吴国谓为“蛮夷”，①孔子向郯国的国君郯子学习古礼古制。他还前往夷族地区居住，长期学习夷族文化“：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②孔孟思想坚持了民族平等、学习先进、共同进步的理念。而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家、理学家却大肆宣传“华夷有别”“夷夏之防”，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看成蛮夷，罢斥在中华之外。孔孟宣传爱人、和谐、民主，而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家理学家们却把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法家长制下产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说成儒学思想。清代编成的《弟子规》宣传专制主义和家长制，包含了封建家长制和迷信观点的内容，作为儒学的内容来教育子弟，违背了孔孟的基本观点。所以，当前振兴儒学，必须恢复孔孟思想中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群体主义、各族一家、民主思想的真谛。孔孟的儒学与当前各地办的各种形式的国学班的教学内容大相径庭，讲儒学，必须讲孔孟倡导的儒学思想，如果我们不加分析纠正，就会回到封建经学的道路上去。

（二）国学

这是当前振兴传统文化热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全国各地以及东南亚、欧美、澳、非等国家和地区办起了宣传孔孟思想的国学班。如果说，“儒学”是孔孟首倡，只要讲授内容符合孔孟思想原意，儒学的名称是可以沿用下去的话，“国学”的名称则存在很多疑问了。“国学”，顾名思义，中国的国家之学，即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得到历代国家提倡的所有学问的总和。这里就产生了几个问题：第一，范围太广、含义不清。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孔孟倡导的儒家文化，这已为众所公论，但国学包括范围太广了。国学即国家之学，凡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切传统学问，诸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思想，中医、中药、气功、武术、风水、阴阳、占卜等传统学问，建筑、戏剧、诗赋、小说，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历代的政治制度、礼仪习俗、社会规范，都可以列入国学的范围。其实，但就现在人们所指的国学来看，实际上是指孔孟倡导的传统思想文化，以和谐、友爱、恭敬、克己、爱人、民主为内容的一种群体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文化。第二，国即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认为，国家有治理国内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组织经济和生产的三大职能，国家从政治上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孔、孟在春秋战国时代倡导儒学，但他们的政治主张都未能为当时的任何统治者所采用。孔孟思想成为国学，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定为封建正统思想开始的。汉代建立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定儒学经典《五经》为太学的主要课程，东汉时太学生达三万余人，形成了国家推行、皇帝倡导的两汉经学。以后又形成了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也都是国家推行、倡导的国学的核心。从汉代到明、清代的中国都是封建国家，封建的宗法制、家长制、等级制以及经济上的剥削依附观念都渗入了经学、理学之中，出现了“三纲五常”“三从五德”等封建观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国学的阶级性，不符合孔孟思想中的人文民主观念。所以，今天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必须批判肃清经学、理学思想中渗透进去的封建专制、等级、剥削观念，还孔孟思想的本来面目。因此，将孔孟倡导的儒学思想称国学，无论从含义的内容来讲，还是从含义的阶级性上来讲，都是不科学的。清代后期，当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即把中国传统的学问、体制作为基础和根本，同时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和管理技术。这里的“中学”实即清代的“国学”，即清代一整套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很明显，这个“中学”包含了当时国家固有的封建性和阶级性，今天不可能再宣传提倡这样的“中学”了。

（三）汉学

汉学是中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习惯称呼。汉族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研究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应称“汉学”。但中华民族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包含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内，才能反映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所以，“汉学”一词，只能在特定范围内使用。

二、“华学”能更科学、正确地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

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了“华学”一词来代表发展到今天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笔者认为，这个名词比“国学”适合，能够更准确、更科学地反映今天我们需要承继学习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笔者借本文试作分析：华学即中华民族的学问。用“华”代替“国”，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民族性和群众性，去除了汉宋明清封建国家时期渗入的阶级性和对抗性。“华夏”一名起源于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逐渐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在春秋时代，华夏族是由居于中原地区的夏族、商族、周族为主体，加上和周族结成同盟的封国、部落方国的居民的一个总的称呼。在华夏族四周，还居住有蛮、夷、戎、狄、百越等文化比较后进的民族。华夏族和蛮、夷、戎、狄等族的区别，主要在于文化的高低，不是血统的差异，所以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里所说的“中国”即华夏族地区。韩愈的话反映了史实，如西周春秋时代，吴国在荆蛮地区建国，虽然其始祖吴太伯是周文王的伯父，但因为文化落后，史书上仍以荆蛮视之；与鲁国邻界的郯国是夷族国家，因保留了先进文化，被孔子视为先进。孟子还有一段经典性的话：“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①所以中华民族的先祖圣贤大舜本为东夷之人，周文王本为西夷之人。因为学习先进，事业兴盛，振兴了华夏，成各族共同的先祖圣贤。这反映了周代的华夏族是包含有各民族成分在内的。“华”或“夏”并非只包含某一个民族。“华夏”是中国各民族追求先进认同先进后，组成的民族的集合体。这一特点，在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已形成。到了强盛统一的汉代，华夏族有了汉族的名称，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中，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在共同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不断融合，中华的观念逐步扩大，不断发展。经过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代几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汉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概念逐渐扩大。但在封建时代，也产生了“夷华之防”“夷华有别”的观念，封建经学家常把汉族看成中华，而把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不同的少数民族看成“夷狄”，把夷狄排除在中华之外，这种错误观念已为历史实践所否定。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皇帝，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华的代表，是整个中国各民族的皇帝，如北魏的孝文帝、元世祖忽必烈、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等。清代厉行改革的一代雄主雍正皇帝痛斥“华夷有别”“夷夏之防”的错误观念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5]雍正认为，华夏的概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古代华夷分区居住，今天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先进地区，已无须设华夷之别。雍正宣传华夷一统，各族一家的思想是正确的，这是清代康雍乾时期我国出现盛世之治的重要原因。当然，在封建时代，和狭隘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的存在是正常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所采用的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古、回、藏五族共和，表示中华民国是各民族共同治理的共和国。通过中华民国的成立，“华夏”一词已正式代表了包含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国各族人民真正获得了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翁地位，伟大的中华民族如东方初升的太阳，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是包含了56个民族组成多民族的大家庭，已为世所公认。

三、学习华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华学是祖国各民族、海内外各地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传统文化成果，它以春秋时代孔孟倡导的儒学为核心，但又摒弃了春秋时代留存在孔孟思想中的时代局限性（如轻视生产实践等），弘扬了孔孟提倡的群体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精华。以华学代替当今广泛使用的国学一名，摒除了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中渗入的封建国家的阶级性、等级性、封建性，而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群众性、民主性、民族性。华学的思想核心是恩学，强调感恩天地、祖先、圣贤、中国共产党、祖国、家乡、父母、亲人，提倡相互关爱，克己为人、互助利他、服务社会的群体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宣扬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以及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和谐等适应和一致。所以华学是社会主义时展了的孔孟儒学，是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团结所有华夏子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儒学。当前学习华学的重要意义是：

（一）贯彻以人为本宗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我们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把爱护人民、珍惜生命、充分发挥人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作用放在第一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华学突出感恩，强调文明和谐，把服务社会关怀他人放在第一位，从而恢复了孔孟宣扬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贵君轻”思想中的精华，摒弃了封建社会后期渗入儒学思想中的专制主义、宗法思想、家长制、男尊女卑等观念。所以学习华学，学习中华民族各民族及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创造和公认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实践以人为本的宗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民族文化论文篇10

其一，民族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改革开放后，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生活习俗以及传统民居服饰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同化。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越来越城镇化；少数民族传统建筑被改造成汉族洋房，少数民族传统民居逐渐消失；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被现代汉族服装所取代。一旦民族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载体遭到破坏，民族传统文化必将发生变化。

其二，民族信仰丧失。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多以祭祀神灵其为主题，具有鲜明的巫文化传统。改革开放后，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人民为了迎合旅游发展的需要，将部分民族传统文化开发为舞台化的表演节目，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走向商品化。民族传统文化的商业性运作必然导致其民族信仰丧失，这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伤害很大。

其三，民族价值观的改变。解放前，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为“化外”之地，民风淳朴，民族传统文化得以长期保存下来。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广大民族群众以追逐经济利益、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为目标。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少数民族人民祭神驱鬼的传统观念逐渐淡化，少数民族群众在农耕社会下形成的原始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挑战。

其四，民族文化庸俗化。改革开放后，随着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大众为了迎合旅游经济发展需要，大肆宣传、串改、甚至歪曲民族传统文化，使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丧失其民族性特征，从而导致民族传统文化走向庸俗化。

二、文化创新

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永葆生命力、富于创造力的重要保证。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传播，在继承基础上发展，这一过程包含着文化创新的意义。文化创新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人们正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创造出文化的。一方面，社会实践不断出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民族文化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新情况，反映新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实践的发展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条件，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和基础。社会实践在发展，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未能实现创新，它迟早将会被时代所抛弃，最终走向消亡。文化创新是文化繁荣的基石，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创新文化，民族文化才能焕发生机、历久弥新、永葆青春。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创新都需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对其进行消化和改造，这是民族文化变迁的基本趋势。

在传统少数民族社会，少数民族人民过着游耕、游猎、采集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人民开始定居下来，基本结束了游耕、游猎、采集的传统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农耕生产逐步被先进的现代农业所代替。二十一世纪以来，电视、电话、电脑、网络等现代传媒工具逐渐进入少数民族个体家庭，并日益成为当地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工具。在现代文化的熏陶下，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性等开始发生变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建立在传统农耕、游耕、游猎、采集基础上的集狭隘性、排他性、封闭性和落后性为一体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越来越不能满足当地民族群众的生活需要，传统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宗法观念、原始的平均主义观念以及重农抑商的思想等逐渐遭到摒弃。因此，改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摒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落后观念和习惯势力，是创新民族文化的关键。具体而言，创新民族文化，我们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其一，批判地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文化首先是民族的，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扎根于少数民族社会土壤之中。由于各少数民族人民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因而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当地民族群众繁衍生息、发展进步的精神源泉，是少数民族群体向心力、凝聚力的基础。各少数民族人民应该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充分吸收其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逐步消除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不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文化事项，如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文化意识、安于现状、求稳怕乱的传统思想以及祭神驱鬼、求神保佑的迷信思想等。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重新整合，使民族文化保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其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民族文化创新既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不断扬弃和创造性重组，同时也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筛选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吸收。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文化成果，有效进行民族文化创新，在这方面我国有成功的经验可供人们借鉴。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历史悲剧，其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创新民族文化，我们应当坚持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对外来文化与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博采各种文化之长，创建符合时展要求的新的民族文化体系。

民族文化论文篇11

2．蒙古族的历史迁徙

蒙古族是从元朝开始迁徙进入青海地区的。13世纪初期，蒙古族在北方的势力逐渐强盛起来，蒙古族对外扩张的军事活动从成吉思汗统治时期到忽必烈统治时期不曾间断，最终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元朝。1239年，阔端派部将朵儿达拉罕等带领军队从青海进入乌思藏。1252年秋，忽必烈接到出征大理的命令，带领军队驻扎在临洮，筹备谋划如何进军大理。青海逐渐沦为蒙古汗国的管辖范围，部分蒙古贵族留守青海，而许多蒙古士兵在一系列对外扩张军事活动中选择留在青海［2］。后来，明朝元朝统治走上历史舞台，在青海留守的部分蒙古军士退回蒙古境内，而剩下部分归附明朝继续留在青海，成为了青海地区的重要民族构成部分。

3．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

一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会慢慢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是整个民族在实践生活过程中与社会条件、自然条件发生相互作用产生的智慧结晶，是历史的积淀。民族文化自形成后便存在一定的生命力，其会随着民族的发展不断得到传承和发扬，只要民族不衰亡，民族文化能够一直传承发展下去。青海的民族构成比较复杂，回族、藏族、汉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等来自不同地域的民族将自己本民族的商业、牧业、农业等方面文化带到青海地区，而且将不同民族的宗教思想、、宗教活动等宗教文化传入青海地区，使得伊斯兰教、基督教、藏传佛教、天主教、道教等宗教思想控制和洗涤不同民族人民的心灵，各种不同的文化在青海发生了大融合，青海呈现出多元民族文化特征。

4．青海多元民族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4．1民族因素

大聚居、小杂居的民族聚居方式是青海多元民族文化和谐发展的因素之一。青海各个少数民族居住环境相对集中，因此，其民族特色文化、民族风俗习惯、等鲜少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使得其民族文化得以完整保存，青海各民族文化就可以实现多元化发展。此外，当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各民族对非本民族文化的态度多是积极的认同态度，很少出现排斥、否定其他民族文化的现象，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青海多元民族文化可以和谐地发展。

4．2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在青海多元民族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其周围被大山阻断、被江河隔开，导致青海地区交通相对比较闭塞，在这样封闭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各个民族难以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3］。因此，青海各民族文化极少会发生碰撞、冲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民族文化特点。总而言之，由于青海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青海地区的民族文化在内部具有封闭性，而对外来文化又可以保持着开放性的态度，因此，这样的条件下有利于青海多元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

4．3经济因素

在复杂多样的地理生态环境下，各个民族的经济结构也呈现多样化，其中最主要的两种经济形式就是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农业和畜牧业是相互依存发展的两种经济产业，游牧民族需要向农业民族获取农夫产品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农业民族也需要依靠游牧民族提供畜牧业经济支持，两者呈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随着青海地区经济农业、牧业、手工业等经济形式的和谐发展，各民族之间形成了相互沟通、相互补充、彼此交流、互利共存的关系，这样的经济环境为青海多元民族文化和谐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4．4宗教因素

青海地区宗教构成主要包括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等，其中藏传佛教在青海流传的历史悠久，对青海部分民族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青海，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主要有回族和撒拉族，这些民族以清真寺为中心形成了民族聚居区域。首先，随着历史的长期发展，青海地区以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为首的在各个不同民族已经形成各自的宗教文化圈，对各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维系有着重要作用;其次，青海地区的宗教没有先后、大小、强弱之分，各个宗教之间相容共处，互不干涉。青海各个民族充分尊重其他民族的，在宗教文化上和谐发展。

4．5政治因素

青海在不同时期采用的是不同的中央统治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统治阶层都是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族特点采取不同的统治策略，因此，青海具有多元化的政治背景。在青海东部回族和汉族群居地，采用的是府县制度，与内地保持一致;土司制度是在撒拉族和土族群居的地区实施;在聚居者大量的游牧民族———藏族牧区实行的是千百户制度;对于蒙古族的统治管理采取的则是盟旗制度［4］。虽然直到清朝时期，青海各民族实施的仍然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但是这对青海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相处构不成丝毫的威胁和影响，在这样和谐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长期生活，各个民族对外来民族文化始终保持着认同态度。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在青海地区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得世居青海的少数民族都能够拥有民族自治地。这样的政治制度条件给青海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和多元文化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4．6文化因素

青海地区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各民族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状态。但是青海民族文化中多元化、多极化并不是指青海地区的民族文化是孤立的、散乱的，它们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汉族文化在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交往中起积极促进作用，是青海民族多级文化的核心部分。汉族文化对青海各个民族文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只是一些民族受到汉族文化影响比较大，有些民族受到汉族文化影响比较小。汉族文化是青海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粘合剂，将各个民族文化粘合起来和谐发展，因此，汉族文化在青海民族文化中是最核心的部分，汉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少数民族文化离不开汉族文化的相融互渗、取长补短、密不可分的文化和谐［5］。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是紧密联系，共同发展的，不能人为拆分它们，不然就会破坏青海多元民族文化和谐发展的状态。

民族文化论文篇12

动画题材和文学创作都是来自民间，对生活的基本写照。所以我国许多动画题材都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改编而来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神话故事的演绎

神话故事是人们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说，主要是关于神仙或是上古英雄的故事。而我国的神话故事没有完整的体系，最早有关神话的书就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山海经》，加上一些文人的论述和民间的说法就演变成现在流传的版本。我国的动画产业对神话传说的应用比较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拍摄出了《大闹天宫》的动画片，而且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随后又拍出的《哪吒闹海》《西游记》《哪吒传奇》等一系列神话故事。

2、成语故事的拍摄

成语故事也被大量地运用于动画拍摄中，通过画面、音效和台词等，将古代圣贤的至理名言和人生感悟娓娓道来，使人们加深了对成语的理解，也能够达到教育人民群众、净化社会风气的效果。被制作成动画的成语故事非常多，无论电视台或各大网站，都有不同方面的成语故事可供观众观看，如“乐不思蜀”、“邯郸学步”等。

3、寓言故事的翻拍

寓言是通过假借的人物或对自然物采用拟人的手法，通过一些有趣的故事讲解一些至理名言。寓言最早是民间口头的创作，后来经过文人的创作成为特定的文化形式。寓言应用于动画中，可以达到很好的褒贬效果，同时也丰富了动画的文化内涵和深度，如我国1980年拍摄的寓言动画《三个和尚》。

（二）传统的绘画艺术完美结合

1、水墨画的应用

水墨画很少在动画片中单独使用，它一般是作为场景设计用的，特别是那些动画情节是以古代故事为背景的，水墨画用的就非常多了。比如近些年拍摄的《秦时明月》系列，对于水墨画的使用就非常有特色，故事背景是以墨家反对秦朝统治为主线，又有诸子百家的加盟，所以整个动画就显得非常灵动、意境深远。

2、壁画的应用

壁画应用于动画片中是比较少见的，但也不是没有过。由于壁画是墙壁上的艺术，它的功能主要是装饰和美化，有多幅画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国的壁画在宋代以后就逐渐衰落了，直到建国后才又有所发展。1981年我国根据敦煌莫高窟额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拍成了一部名叫《九色鹿》的动画影片，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3、年画的应用

年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品，代表着人们对新年的祝福以及未来的期盼。传统的年画风格质朴、线条流畅、色彩艳丽，比如年年有鱼（鱼）、福到（倒）了、春牛图等，经常会在过年的时候被做成动画在电视上播出，增添更浓的年味。

二、民族文化在动画应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全球化热潮冲击民族文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新文化的流入对动画产业增添了新的血液，很多动画设计者为了与世界接轨，将动画中的民族文化一再压缩，拍摄出的动画就没有中国特色了。当动画产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就更应该坚持将本国文化用到动画中，因为它不同于技术拿来用就行，那代表着自己的特色，照搬别国的内容和形式只会在同质化的过程中被淹没。

（二）民族文化题材的动画形式大于内容

在运用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动画界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不是很到位，而且为了迎合市场需要、满足现代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追求经济效益，动画设计者就不自觉扩大了动画中的商业元素，歪曲民族文化本意。为了保证民族文化的纯粹性，提高我国动画质量，就要做好民族文化和商业元素的合理他配，知道在那个地方可以凸显出民族文化，知道在哪里应该运用商业元素，吸引观众的眼球赢得经济效益，这需要动画设计者做更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