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价值观知识点篇1

思想是人脑对想法提取锤炼而又经过精炼的话语描述出来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有时会歪打正着，让自己的思想与某个哲学家曾经说过的哲言或提出的哲学思想类似，殊途同归。那么把自己的思想戴上哲学的桂冠，我们的思想陡然在恍惚间变得神圣。对政治这门学科来说，其中思想俯仰皆是，我们如果利用哲言的形式将其架构，其思想的光芒就会陡增，学生也会更加顺着这一光芒的指引走向趣味横生的政治课堂，而不会对政治这张呆板的脸存在芥蒂。

可以笼统地说，哲学与政治学同属一个母系，它们的血统不尽相同，都是洞察世界、人生、社会的。所以这为它们的二者相同提供了契机。以初一政治第一课“珍惜新起点”为例，初中学习序幕的拉开象征小学到初中学习的一个过渡。政治学科初一第一课“珍惜新起点”就是一个很好的序幕。关于这一课，教师完全可以将哲学问题挪来一用，这并不是牵强附会。在充满激情的学生时代的另一新起点的演讲过后，教师可以提问学生用一句哲言为新起点做一次宣言。这时，学生就会热情洋溢，打开大脑的知识储存库，输入新起点这一词条，进行哲言宣言。如陶渊明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

二、政治观点哲学概括

各类学科都有自己的语言形式，而这种语言形式虽是学科个性的崭露，但在无形中又成为学科之间拉近距离的搭桥牵线者。政治与哲学这两门学科也是如此，源于它们研究范畴的交叉相似处，其相区别的语言形式也从两条无法交叉的平行线变成可交叉的两条线。根据这一点，我们可对某些政治观点运用哲学性的语言形式来概括。这与本文所阐述的第一点不同，政治观点的哲学性语言概括不是哲学前辈们千古流传下来的哲言，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应用自己的力量去对“碎”和“乱”的政治观点进行“锻造”，使之成为简明扼要的哲学性语言，这种哲学性语言点染了我们的个性色彩。

基于哲学与政治的相通之处，教师可以激发学生打开自己的哲学宝典，用哲学的语系去论述政治观点，这是一次完美的概括和观点表达，学生可以言简意赅，可以大方说辞，也可以平白直叙。在学生思想的碰撞闪光中，政治课堂也得到了一次升华，而政治学科的面目看起来也不再狰狞。另外，学生在政治观点的哲学性语言锤炼过程中也兴趣盎然，得到思维的开拓。这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得到双赢的一种途径。例如，“珍爱生命”这一课，关于生命，它是无限可挖掘的哲学空间。在教师的激发下，学生就会联系自身进行一场珍爱生命的哲学语言之旅：生命本身就是财富，我们要去珍爱；生命无价，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价值，是对有限生命的敬重和珍惜等。

三、政治词条哲学延伸

应该说，名称就是我们分门别类记住万物而输入大脑的一个词条，当谈话的时候，我们说起词条，便能想起词条所延伸出的词条定义。关于政治这门学科，它靠无数的词条来分章分节、构成知识体系。由于政治学科与哲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曲径通幽，将这些词条做一次哲学性的延伸。正如英国诗人布莱克所说：“双手撑起无限。在这一延伸的过程中，我们从有限的空间入手，撷取无限的知识，我们在增加知识储备量的同时，也获得向哲学领域探究的乐趣，而且政治课堂摆脱从前的照本宣科，进而变得血肉丰满而有灵魂。”

政治哲学价值观知识点篇2

一、《生活与哲学》课程的定位

2004年《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规定了《生活与哲学》课程的性质是：对高中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教育，引导学生关注实际生活，体会到生活处处有哲学，理解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辩证看待人生、社会、历史等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锐意创新精神，提高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

从课程模块的构成来看，“生活与哲学”是四大模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高度抽象、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观，它以政治文明、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为支撑，从理论层面把握“三个文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贯彻十精神的角度看，党的十的新提法，丰富了“生活与哲学”的课程内容，巩固、突出了本课程在整个思想政治课程中的重要地位。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突出树立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性。此外，为了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十提出了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个新发展、新贡献，也对教学提出了新要求。

二、《生活与哲学》课程设计的新理念

（一）“生活”二字意蕴丰富，体现哲理探究的“趣味性”。

在新课标中，高中政治四大必修模块（《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哲学》《生活与哲学》）的名称都增加了“生活”二字。从理论上看，新课改的指导精神特别注重立足学生的生活经验，以学生的发展需求为出发点，让理论观点贯穿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中。从操作层面看，高中政治教学应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万万不可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空对空地说教。

以上是四个模块的共同之处，哲学模块有个不同点，值得解读。《生活与哲学》的“生活”二字居前，笔者认为，一方面，从哲学本身的性质看，哲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从生活出发，透过现象看本质。生活是感性的，而哲学是理性的。如果说前三个必修模块是生活现象的话，那么本模块则是从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概括、总结、指导。另一方面，从哲学模块的教学实际看，一般来说，让高中生接受纯理性的知识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教师应做好学情分析，从学生的接受能力出发，紧跟社会变化热点，剖析生活现象，创设真实情境，引领学生走进生活；化枯燥无味的哲学说教为生动有趣的哲理探究，引导学生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凸显哲学课教学的应有之义。

（二）首次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纳入三维目标中，但三维目标在每个单元的侧重点不同。

对比新旧课标的内容课标可知，新课标的“内容目标”融合了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旧课标“教学内容”只有两维目标——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并且赋予了内容，如“识记：哲学的含义”、“理解：意识能够反映客观世界”。新课标的“内容目标”虽然没有明确“识记”“理解”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它的目标描述更系统，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贯穿在知识、能力目标的实现过程。

如“1.1思考日常生活富有哲理的事例，感悟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能够开启人的智慧”，知识目标为“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哲学与世界观和方法论和哲学与其他具体科学的关系”，能力目标为“理解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识别哲学与世界观、方法论的关系，比较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区别和联系”，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为“体会到生活需要哲学，喜欢哲学；培养以哲学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实践的意识”。

从教学目标看，只有三维目标三位一体实现了，才真正达到新课标的要求。知识与能力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达成，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实现不是空中楼阁，必须有知识、能力目标的达成的坚实基础，它们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但是在具体的教学中，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目标在每个单元、每一课甚至每一框要同时出现，它们的地位、作用是有所侧重的，可以根据教学具体情况灵活设置三维目标。如第一单元侧重知识目标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第二、三单元通过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的落实，最终实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而第四单元重在落实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教育。

（三）准确把握行为动词，凸显学生的主体性。

“注”的部分明确指出，“内容目标：采用不同的行为动词规范学习行为和表现，表达内容标准的过程性和结果性两种要求。行为主体是学生”。

从表中看出动词的主体是学生，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内化，比如第三类情感性目标动词，从行为动词对情感性目标的要求是感悟、体验、领会、领悟等。在落实情感性目标时，经过过三个阶段：经历（感受）、反应（认同）和领悟（内化），层层深入，并稳定下来。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测量难度大，我们可以在教学中通过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平时的谈吐、对外界事物的评价等表现进行评估，怎样更具可操作性和提高可信度值得深入研究。

比如：4.13剖析价值冲突的实例；体验价值比较、鉴别、选择的过程；认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4.13中，从整体看它侧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用了“体验”“认同”“树立”三个有梯度的行为动词，强调在落实好知识（剖析）、能力目标（感悟）的前提下，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思想政治课的思想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教育。

哈贝马斯的主体发展理论认为，高中阶段学生已经具备了独立思考和反思的能力，这一时期，引导、教育青少年对现存道德规范、传统社会交往形式进行独立思考式的反思，能让他们正确树立自我意识，从而发展和形成独立和稳定的反思自我。对于高二学生来说，他们希望被当做独立的个体来看，他们对这个世界有独特的个人认知、评价。与其让他们反感纯说理性的、纯教授性的哲学知识，不如通过教与学的互动让学生自己去分析、去讨论、去推理、去判断，潜移默化地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综合分析、辩证思维能力。

三、《生活与哲学》教学实施的新方法：“生活化”教学

“生活化”是新课标的一个重要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关注学生生活。“生活化”体现在：不仅是教材的编排要遵循生活主题，如呈现生活案例、生活情境，更重要的是启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活用素材，开发教学资源，吸收生活的养分，让学生更容易接受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生活与哲学》的14点中，出现“实例”“事例”次数共6次，出现“表现”次数为2次，出现“现象”“言论”的次数各1次。

“实例”“事例”“现象”都是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直接或间接接触到的，有丰富的生活化元素，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思想的碰撞。借助丰富而生动的例子，可以是最新时事，也可以是一些经典的案例，它们集中了生活味、代表性、启发性，既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又可以培养他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联系现实生活的习惯，在理念和行动中增强生活觉悟，提高哲学思考能力。哲学家言论、逸闻趣事等颇有趣味性、思想性，揭示了深奥的道理，增强了教学内容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化理论的抽象为具体形象。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加深对哲学要义的理解、体悟。

可见，要让哲学的教学闪烁思想性、启发性，还须基于生活，从有“生活味”的素材入手，让教师寓教于乐、学生在乐中学。学生通过在生活世界中的体验、总结，印证条理化、系统化的哲学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体现哲学来源于生活，用哲学的智慧引导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而真正爱上哲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试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覃遵君.走进“政治生活”——解读高中课程标准2[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4，（Z2）：25-28.

政治哲学价值观知识点篇3

经过查询大量文献可以看出：关于各种不同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比较的文章不多，且更多的是对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的认识，对他们之间的外在区别和内在联系、共性与个性没有太多措辞，本文旨在对不同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进行比较。

一、高等教育哲学观概述

（一）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布鲁贝克，出生于1898年；1924年，26岁的他取得硕士学位，在达特茅斯学院讲授高等教育学，之后30年任耶鲁大学教育史和教育哲学教授，又10年在密芝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讲授高等教育思想述评，1969年退休，1978年出版《高等教育哲学》，1982年再版。该观点的逻辑起点是高深学问［1］。作者认为普通教育哲学不能解决高等教育中出现的问题，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把高深学问作为全书的一个基点，也是此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强调价值判断，考虑价值问题；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强调社会本位，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培养服务人才；把高深学问作为手段，作为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达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大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是有限的［2］。

（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布鲁贝克，逻辑起点是高深学问，上面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强调价值自由，摆脱价值影响；把高深学问本身作为目的，以一种闲逸的、好奇的态度追求知识，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不考虑其他因素；强调知识本位，忽视知识之外的社会现实；认为应该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崇尚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追求高深学问的客观性和纯理论的研究，认为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求尽力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3］。

（三）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楚廷，1937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后回到家乡湖北。1955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1979年以后历任数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后又研习教育学，并任教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2000年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该观点逻辑起点是人的发展。张教授认为，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外部特征，人才是关键所在，应该把人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点。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认为人的生命特性体现在人的精神性，教育起源于人特殊的生命活动，高等教育具有超越性；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一种张扬个性解放、精神活力的特殊“人本论”；以人本为主线，从人的本体论出发阐述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是为了完善人的智慧和修养，高等教育的主要论述对象是人，人才是关键所在，应把人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点；高等教育是以人为最终出发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4］［5］。

（四）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周光迅，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哲学专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院长；1998年晋升教授，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导师，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课教学与科研工作。该观点的逻辑起点是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周教授本身是哲学专业，他利用自身的优势专业结合对教育的认识提出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应从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入手寻求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认为将哲学和教育联系起来的是大智慧；哲学是爱智之学，是教人产生强烈“爱智激情”之学，最终是教人追求大智慧；教育是使人开智的活动，真正的教育也是教人追求大智慧；哲学与教育是一致的：哲学是让人树立起爱智理念，教育是使人开智的途径；哲学让人“爱智”，教育使人“开智”；作者还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哲学思想的四大主题：天人合一、不言之教、明理灭欲、知行合一［6］。

二、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存在的一些共性

上述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基本上都是以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为源头，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在布鲁贝克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上提出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这几类高等教育哲学的新探索，事实上既是对布鲁贝克等前人研究的超越，又是一种继承创新，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引用贺武华在《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自醒》一文中阐述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兴起的几大特点：

（一）高等教育哲学研究从经典解读到自主寻思。一直以来，由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之普遍的经典权威性，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形成了对作为鼻祖的布鲁贝克学说的研究传统和路径依赖。国内学者对于这本经典在中国的引进大致经历了从工具书式的引进到书评式的引进再到反思与批判式的引进这样一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开始关注我国高等教育实情，在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贺武华提到：基于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研究范式的考察，进一步提出我们需要的是中国教育哲学思想体系研究而不是教育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7］。

（二）高等教育哲学研究注重学科体系的建构。《高等教育哲学》原著的名称是OnthePhilosophyofHigherEducation，而不是thePhilosophyofHigherEducation。所以，作者的本意应该是关于高等教育哲学方面的论述，不是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建构；是对各种哲学流派的融合，不是提出一个新的哲学流派。高等教育哲学特定的研究对象：高等教育中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在新兴之时，基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强调体系创建是有必要的。

（三）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密切关注实践，不断丰富高等教育思想理论。时下，运用这种哲学方法提炼教育思想，提高教育思想的理论水平，促进教育实践的理性化反思与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新增点，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哲学的思想理论［8］。

三、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与传统的高等教育哲学之间的联系

（一）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张楚廷教授提出来的。他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论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认识论基础和政治论基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认为，虽然布鲁贝克把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与大学确立自己地位的两种途径看作同一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大学的本性肯定是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大学的功能、作用、地位并不能完全取代对本性的确认。而且，他通过对教育本性、教育原理、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直到教育方法进行考察，并对既有哲学的考察和对数种不同类型大学诞生的案例进行分析，认为“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不完全有效［9］。张楚廷教授的睿智在于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怀疑的层面，而是用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分析高等教育哲学。他深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活生生的人存在，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其核心就在人，追寻一个怎样的社会更有利于人，核心就在人的发展、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人不再被异化。作者认为高等教育原本是作为人生活的一部分而诞生的，高等教育是人的特殊生命活力的进一步腾升和上扬，进而提出“以生命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并以此为依据关照高等教育可能的范围、程度、目的和方法等。由此看来，张楚廷教授并不是凭空提出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而是基于对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分析，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两论的质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在布鲁贝克两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样看来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还是有渊源的。

（二）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周光迅教授的《哲学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学》极大地丰富了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是中外高等教育哲学研究成果的传承与创新，无论是在研究视角、分析范式，还是在建构学科体系等方面，他都揭示了自己的独特与创新之处。布鲁贝克主要总结了美国高等教育曾经遇到的八个基本问题；周光迅教授从哲学基本立场出发，运用哲学一般原理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论述极富思辨色彩，是一次真正的哲学反思、哲学追问、哲学批判。因此，在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看来，教育所承担的价值使命，或认识论的（人出于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认识世界、掌握世界）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必须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承担起应有责任和义务；人们探索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或生命论的（以人本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以让人拥有一种“大智慧”为前提，这种引领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大智慧”才是高等教育哲学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使命。此外，周光迅教授跳出“社会本位论”、“知识本位论”、“个体本位论”等以往研究教育的功能的套路，独具匠心地提出了高等教育哲学的三大基本功能：重塑大学理念、提炼时代精神、引导文明走向［10］。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以看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由布鲁贝克提出并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的；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都以人为出发点；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都涉及古代经典论述；无论是哪一种高等教育哲学都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是对两论的批判反思，又是对两论的继承创新，并基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从古至今，思想开放的时代也是学术大为发展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者们的愿景［11］。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单从“认识论”或“政治论”分析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问题日渐凸显其片面性，缺乏说服力，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就需要用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3］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

［4］张楚廷.高等教育生命论哲学观［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9）.

［5］［9］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哲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6］［10］周光迅著.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哲学［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

政治哲学价值观知识点篇4

1958年，伯林发表了使他声誉卓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没过多久，施特劳斯就在“相对主义”（1961）一文中纠弹伯林的观点。2 伯林自诩英国经验理性传统中人，其思想逻辑明晰有力，受人广为称道，施特劳斯却偏偏纠弹伯林“自由”论的逻辑矛盾：伯林将消极自由看作一种绝对的价值，而这一价值的论证却是如下宣称：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施特劳斯并没有就消极自由的观念本身说三道四，仅指出，伯林用来支撑消极自由概念的相对主义价值观，恰恰是一种绝对主义。既然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何以可能将消极自由作为一种绝对的政治价值来捍卫？

这一再明显不过的逻辑矛盾相当奇妙，也意味深长。伯林看到这样的纠弹，心里一定不舒服。

伯林访问芝加哥时，曾与施特劳斯触膝长谈。伯林晚年对采访记者说，施特劳斯“很有学问，是一位真正的犹太教法典学者，……谨慎、诚实而且深切关心世界的思想家”。说过这些同行客套话后，伯林马上申明，自己与施特劳斯“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本谈不拢：施特劳斯竟然还“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永恒不变的绝对价值”──超越时间、地域、民族的真理，简直是在侮辱现代哲人的智能。3 伯林打心眼里不屑地把施特劳斯当老派学究，没有经过启蒙精神洗礼似的：都二十世纪了，竟然还谈什幺“上帝赐予的自然法则”。

从中古到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一再出现犹太裔思想大家──从迈蒙尼德、斯宾诺萨、马克思、西美尔、列维纳到德里达。4 这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是，意味着什幺呢？散居欧洲各国的犹太裔文化人在思想文化上完全被希腊－基督教的欧洲文化同化了，抑或刚刚相反？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不仅是政治存在问题，也是精神文化问题。所谓犹太－希腊－基督教融贯一体的欧洲精神，会不会是文化假象？犹太文化与希腊－基督教的欧洲文化的冲突，也许从来没有真正了结。

伯林就说过，“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在社会中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即便他们受到礼遇，在各行业地位高，真正“融合”在其它民族之中，仍然如此（参《伯林访谈录》，页109）。伯林以海涅（Heinrich Heine）为例：即便他成了德语大诗人，仍然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心存芥蒂。有欧洲文化教养的犹太人往往下意识地有对欧洲文化非要作出贡献的心愿，在伯林看来，这种心态是一种扭曲。要改变这种扭曲心态，只有彻底改变犹太人的生存处境，也就是重新建立有自己的国土的犹太国。如果犹太人能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有了自己的家园，才不会扭曲自己，非要对寄居国的文化作出什幺贡献。

施特劳斯出生并生长在德国的犹太人社群，他的体会与伯林刚刚相反：犹太人在帝制德国生活得很好。恰恰因为自由主义的魏玛民国，德国的犹太人才丧失了自己的家园，犹太人问题才成为政治－文化甚至“神学－政治”问题。

为什幺这样讲呢？事情是这样的：魏玛民国结束了传统的君主统治，向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制度“靠拢”，但这个自由民主政体很“软弱”，依靠的是“手中没有剑的正义”。自由民主政制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将宗教和道德逐至私人领域，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权利，恰恰为极权主义、放纵种族歧视的自我中心主义提供了政治条件。

在自由民主政制的背景下?犹太人问题才真正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回到封闭的犹太共同体、拒绝文化融合，坚持犹太教的原始教旨及其政治形式。这必然导致与欧洲精神传统中超越任何“种族”习传伦理的普遍理性相冲突。另一种解决方案是：融入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真正成为欧洲文化中的一员。于是，出现了为推动近代自由主义现代性而奋斗的犹太裔大思想家。然而，这样一来，犹太人处境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变得更危险。5 据说，魏玛民国的自由民主宪政为纳粹铺平了道路，而魏玛宪法起草人、魏玛民国首任内政部长普鲁斯（Hugo Preuss）恰恰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犹太裔法学家，这是否是历史开的一个恶毒的玩笑？

对于施特劳斯来说，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即便有了自己的国土，与欧洲文化在生活理想方面的冲突依然存在。犹太人问题是人的问题的样板：人的存在依群而分，群与群之间总是相互对抗，不同的生活理想难免相互抵触。正是面对这样的生存事实，青年施特劳斯虽然在柏林的犹太教学院任教，“主要兴趣是神学”和犹太教中的正教问题，但与当时的犹太教大思想家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不同，并不关心如何在启蒙后的西方哲学处境中保守纯正的犹太教神学，也与当时已经成为新康德主义大师的犹太裔哲人柯亨（Hermann Kohen）不同，并不关心如何进入当时的西方哲学主流，而是关心“上帝”与“政治”的关系。6

“上帝”与“政治”真有什幺关系？

在施特劳斯看来，自由主义的错误在于想掩盖人类的不同生活理想不可调合、价值冲突不可能解决这一存在事实。然而，伯林的自由主义不恰恰以强调这一存在事实而着称？两位犹太裔哲人在根本上难道不是一致的？

的确如此。可是，伯林与施特劳斯在犹太人处境问题上的分歧，又是明摆着的。俩人的不和更为尖锐地体现在对纳粹政治的看法方面。作为犹太后裔，俩人当然都对纳粹没有好感。对于伯林来说，纳粹政治是绝对主义价值观的结果；相反，在施特劳斯看来，正是由于蔑视某种绝对的价值，彻底拜倒在历史相对主义脚下的德国哲人们，才在1933年没有能力对德国的政治命运作出道德裁决。施特劳斯会问伯林：既然他已经宣称，自由主义就是要放弃对“什幺是美好的生活”寻求最终答案这一千年幻想，他告诫人们希特勒的失败“实在侥幸得很”，是不是废话？

伯林与施特劳斯在根本问题上显得相当一致（比如认为人类的价值冲突不可解决），在诸多具体问题上又尖锐对立。这究竟是怎幺回事？

伯林晚年对记者说与施特劳斯根本谈不拢，事出有因。

五十年代末，英美政治理论界发生过一场政治哲学反击政治学的斗争。政治学属于现代社会科学，十九世纪以来日益取得支配地位，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一起瓜分了传统哲学的地盘。哲学瓦解、衰落了。二战结束十年后、正当社会科学在英美气象如虹之时，学术锋芒刚刚显出来的伯林和施特劳斯发起了对社会科学及其政治学的讨伐，企图重新夺回哲学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权。施特劳斯的《什幺是政治哲学？》发表于1957年。几年后，伯林发表了《政治理论还存在吗？》（所谓“政治理论”其实就是“政治哲学”）。7 两位哲人在抵抗社会科学原则排斥哲学的斗争中，显得站到了一起。可是，正如即将看到的那样，这种一致完全是假象。相反，在维护政治哲学的意义的斗争中，伯林与施特劳斯打了一场精彩的遭遇战，堪称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的奇观。

伯林和施特劳斯显得既相当一致、又尖锐对立，会不会有一个搞错了，抑或哲人间的岐见是自然的事？无论哪种情形，都得搞清楚才是。

需要关注的事情本身出现了：什幺叫哲学？施特劳斯和伯林俩人都明确将政治哲学理解为哲学本身，或者说将哲学看作本质上是政治的，事情也就包含着这样的问题：何谓政治？由于俩人都是思想史大家，事情本身还与历史、传统、现代性、古典性等扯在一起。

苏格拉底变成了狐狸

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的社会科学可以代替古老的哲学吗？回答是否定的。

理由是，社会科学──包括其中的政治学，没有能力解决人类最令人困惑、最“棘手”的问题──价值问题。社会科学及其理论的基础是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推延，它基于两种类型的知识：归纳（通过从观察所得数据作出推论）和演绎（通过设立公理命题推论衍生命题）。判断前一种知识是否正确，复核对经验世界的观察，问题就解决了；判断后一种知识是否正确，检察一下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是否在推演过程中犯逻辑错误，问题就解决了。以这两类知识原则为基础，自然－社会科学自身的长处是：“即便我们不知道一个既定问题的答案，也知道哪一种方法适用于探求其答案”（《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07）。人们对事情的看法总是不同的，生活中出现争议是难免的，自然－社会科学好就好在：只要复核经验观察、检察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通常就可以平息争端。这就是说，在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范围内，原则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但社会科学方法的经验理性的性质，注定了它无法触击到人类生活的价值目的及其正确与否的问题。

最令人类困惑的是价值意义问题──什幺是应该（比如自由、平等）的、更美好（比如幸福、公义）的生活。人类在这些问题上从来就有深刻的岐见，也就是在生活的价值目的上相互冲突。价值冲突不可能通过复核对经验世界的观察、检察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而得到解决，所以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应该知趣，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碰触到真正的政治问题。

哲学偏偏是为对付这样的问题而存在的：对这些问题，人们不仅不知道答案，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求解答、什幺可以成为证明答案正确的证据。这是不是说，哲学本质上就不是经验理性的呢？并非如此。哲学以不可解决的问题为存在的可能性，恰恰因为，哲学本质上是经验理性的：人们从来没有一种“普遍认可的专门知识”，“一旦我们明确了应当怎样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就不是这些性质的了”（《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09）。这是不是说，无论对于社会科学、还是哲学，作为价值问题的政治问题都是不可解决的？

伯林的回答是肯定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要问：为什幺哲学就可以、甚至应该来对付这些问题？

这里就碰到了何谓哲学的问题。对伯林来说，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其含义是：人不可能避免价值评价这回事情，政治问题就是对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作出决定。这是不是说，虽然哲学除了归纳和演绎的知识外同样一无所有，并没有可能建立一种超逾经验理性的知识，从而凭借这种知识裁决人类在价值问题上的深刻岐见，但哲学的命运就是得与价值问题打交道？

的确如此。社会科学与哲学就不能解决价值岐见而言，是相同的，不同仅在于，社会科学可以幸运地置身价值问题之外，只关心经验事实问题。哲学就没有这种幸运。哲学的无能来自于政治问题──价值问题本身的不可解决，但哲学又无法（而社会科学可以）摆脱这类问题的纠缠。

这种说法究竟有什幺意义呢？意义似乎在于，必须区分人类面对的两类问题：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既然如此，人们就得问，价值问题为什幺不可解决？

伯林解释说，人类的价值多种多样，而且有不同层次。实现某一价值的手段，与需要实现的这种价值本身相比，就是次要价值。然而，两种价值究竟何者为目的、何者为手段，人类常常无法找到公认更高的价值标准来裁决──比如个体与社群何者是目的、何者是手段，就是如此。再有，人类社会视为最高的价值的东西常常并非一种、而是多种──比如真、善、美或者爱情与生命，当它们相互冲突时，人类社会也没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因有两个：首先，各种终极价值最终都不是绝对的、神圣的，况且，不同的人对于终极价值的理解是不同的。

这两个宣称反映了伯林哲学观念的两个来源：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经验主义来说，人所有的东西不可能超出经验范围，价值是人所有的，因而都不是神圣的，亦即不是绝对的。对浪漫主义来说，人所有的价值（说真理也一样）不可能超出历史、民族共同体范围，价值是人所有的，而人是历史的、依群而生的，因而价值（说真理也一样）不可能是相同的。依据这两种“主义”原则，伯林推演出自己的政治信念，其名曰：“价值的多元论”。它针对两种伯林所反对的政治立场：“专家治国”论或权威主义的价值一元论。

表面看来，所谓“专家治国”论指那些以为可以靠社会科学（专家）化解价值冲突问题的观点，权威主义的价值一元论指传统的形而上学观点。但伯林说，其实两者是同一个意思。“专家治国”论的意思是，“专家”有能力、也有使命指导人类到达沙漠的绿洲。这些“专家”在古代被称为形而上学家、神学专家，在现代被称为自然科学家和以经验的历史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家（《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28）。因而，伯林攻击的，根本上是价值一元论的信念。

价值多元论者是否什幺价值都不相信？

不可以这幺说，价值多元论者并非相信没有绝对价值这回事。不相信有一种绝对的价值，就是价值多元论者的价值信念：价值多元论者仍然“相信某种形式的原罪，或认为人类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他们趋向于怀疑经验能否最终解决最基本的人类问题”（《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18）。伯林还清楚道出，价值多元论的经验理性最终基于浪漫主义“伟大的活力论”：人类的价值不是依靠形式理性或神圣的上帝赋予的普遍客观真理推导出来的，而是有如生物机体那样生长出来的。就历史、经济、地理、心理的因素来看，人类的价值必定是多元的，乃因为价值实质上是创生性的。德国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与英国经验主义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思想传统，在伯林那里奇妙地结合起来。据说，“我们应该做什幺？”这样的问题，只有在承认有永恒的、超人类的、普遍客观的真理这一前提下，才是一个问题，才有可能回答。对于怀疑论者、相对论者，尤其浪漫主义者及其二十世纪的继承人存在主义者来说，这样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因为他们相信，根本不存在什幺“上帝赋予的自然法则”。对于伯林来说，这一信念乃是自由主义信念的精髓（参伯林《穆勒与人生的目的》，见《自由四论》，页297－340）。

既然施特劳斯同样认定，人类的价值冲突最终不可解决，伯林与施特劳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一致，看来也是假象。

政治哲学价值观知识点篇5

当前，学术界就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边界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要想厘清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边界，就必须加强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特质的研究。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政治哲学因其不同的方法论、实践旨趣和价值诉求实现方式而表现出与其他政治哲学不同的理论特质。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科学性和价值性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理论问题之一。一般来说，人类考察社会生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认知性的考察进路和规范性的考察进路。认知性的考察进路主要是以科学认知为目的对社会生活进行描述性的实证分析和陈述，而规范性的考察进路则是以价值评价为目的对社会生活进行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和评价。前者以事实性问题为核心，后者以规范性问题为核心。当代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他们认为马克思将事实与规范问题对立起来，马克思哲学是建立在历史决定论基础上的，是典型的机械决定论，根本就不存在作为规范维度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化诠释与政治哲学的规范性评价是不兼容的。这其实是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一个重大误解，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总方法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内在地包含着认知的真理尺度和道义的价值尺度。这两种尺度是内在统一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考察社会政治生活的进路。将两者割裂开来或者仅从一个维度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是片面的，这只会得出“有两个分裂的马克思”或者“有两种共产主义理论”的结论。显然，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它只是一种片面化的图景。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既不存在纯粹的规范性问题，也不存在纯粹的事实性问题，毋宁说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很高的关联度，甚至它们是彼此融合、相互会通在一起。”[1]（P329-330）那么，使两者相互会通的依据何在？卢卡奇的观点很有启发意义。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2]（P791）这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总体性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总体性的方法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卢卡奇从方法论的角度给我们理解事实与规范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历史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要探求事物的客观确定性基础，另一方面又要对事物的暂时性和相对性给予肯定。正是这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主义才克服了黑格尔以思辨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唯心史观无法解决的难题，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何为历史主义？“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历史主义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此只有通过追溯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得到理解；二是指，所有的人类思想和价值观念都是历史性的，因此不能以我们所持有的信念和普遍原理为依据考察历史事件。”[3]尽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思想来源于黑格尔，但马克思对历史主义的理解要远远超过黑格尔。黑格尔假设了一个理论前提，即理性统治世界历史，而他所认为的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从精神的自由的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从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4]（P399）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主义是理性各环节在观念内的绝对运动。他在其思辨哲学内部通过观念的先设性将历史主义的内在矛盾加以解决。但实际上，这只是虚假的解决，只是在思想内部克服了这个矛盾，使现实统一于观念。这是一种把自然或理性的秩序作为消除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依据的非历史主义的解决思路。而马克思却通过对生产方式的解释，即对历史条件的认知性考察来试图解决这一矛盾。马克思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5]（P526）马克思正是凭借历史主义的方式超越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弥补了观念和现实、理想与必然之间的断裂，建构了认知的真理尺度和规范的价值尺度相统一的社会历史理论。

马克思将历史的维度加入到了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之中，“以绵延的时间性消弭了事实性和价值性在平面关系上的二元对立”[6]，为两者的统一提供了可能。在历史主义视野中，现实历史的客观现实性和必然性主要体现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在对象性的物质活动中。“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5]（P196）通过认知性的考察进路，我们不仅可以把握现实的人活动的历史规律，而且还可以获得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价值规范的历史条件的理解。正是历史性向度的介入，才为消除事实与价值间的鸿沟提供了可能。此时，永恒发展的历史性取得了自然或理性的秩序成为实现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客观依据。

与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将伦理应当作为解释社会政治问题的起点不同，马克思则是在超越应当逻辑的基础上，将生产劳动作为解释社会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规范性的价值尺度并不是独立于生产方式之外的抽象规定，它是在对生产方式科学认知的基础上来阐述其价值意义。价值尺度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标准，但特定价值尺度产生的历史条件却是确定的，是可以被人类所认识和把握的。人类可以通过对历史条件的科学认知考察来把握价值尺度的客观性。因此，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考察是在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相互结合中进行的，而使两者相统一、相结合的关键就是其超越应当逻辑的历史主义方法。这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差异所在。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批判性和实践性

“哲学的变革归根到底是哲学观念的变革及由它所决定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7]（P4）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主要是指其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史观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观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新哲学观。“马克思并不是在同等程度上来批判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实际情况是他对唯物主义的批判要远甚于唯心主义的批判。”[1]（P33）尽管费尔巴哈已经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并把人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但他所理解的人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感性直观的人，而不是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5]（P499）所以，费尔巴哈并未真正解决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学术界，很多学者总是倾向于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当然，这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认为旧哲学只是在理论视野中探讨人的认识问题，是离开实践思维的认识路径，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地处理好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02），马克思以感性的人为基础主张通过人的具体的感性实践活动去改变现存的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此处“现实的个人”是指“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的一定的个人。”[5]（P523-524）“现实的人”成为了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的逻辑起点。那么“现实的人”的现实载体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而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说是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手重要资料。“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8]（P591）市民社会正是“感性的人的活动”的现实载体。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将思维的触角深入到了更深层次的市民社会中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从而形成了以实践为根本特征的唯物史观。作为世俗基础的市民社会是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重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从政治哲学的维度，在市民社会的问题域中理解实践的概念才能获得更广阔的理解空间。

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实践劳动的观点是沿着洛克以来的理论路标确立的。洛克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对劳动进行了界定。“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9]（P18）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对劳动的认识，“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形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5]（P205）另一方面，他从劳动生存论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劳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与以洛克及其后继者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个不同点就在于两者的立脚点方面。“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P502）马克思正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由此可见，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而非市民社会。但不可否认的是，市民社会仍然是理解马克思实践观，尤其是实践思维方式的重要问题域。

从市民社会问题域的角度来看，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根本特性，正确理解实践概念是当前构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前提。实践思维方式与传统的思维方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践思维方式是一种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来把握思维对象的“关系思维”，而传统思维方式则是一种从主体或客体来把握思维对象的“实体思维”。第二，实践思维方式是一种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和把握思维对象的“主体性思维”，但这里的主体并非上帝、绝对理念、自我意识等，而是处于一定生产方式中的现实的人。传统思维方式则是一种从客体方面去认识和把握思维对象的“客体性思维”。第三，实践思维方式是一种在主客体的矛盾运动中来把握思维对象的“辩证的思维”，而传统的思维则是一种仅以形式逻辑为工具来认识和把握对象的“直观形式的思维”。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开启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新的阐释路线。正是在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才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是澄清马克思有没有政治哲学问题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上面的论述涉及到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实践哲学的关系。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其实践哲学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因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确立是以人类社会立脚点的确立为前提条件的。与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主张在政治正义视野内寻求人类生存与解放的解释体系不同，马克思是在超越政治正义的视野内立足于人类社会的立脚点上，为实现人类解放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也就是说，正是在人类社会的立脚点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才具有不同于其他哲学的实践特性。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内在地包含两个层面，即超越性层面与现实性层面。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既具有批判性的维度，又具有建构性的维度。“如果说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层面是批判性的，那么其现实性层面则是建构性的。这就是说，其超越性层面是依据超越性理想对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批判，而其现实性层面则是关于现实政治秩序应当是怎样的理论建构。”[10]（P68）仅从一个维度来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看法是片面的，这也正是其他政治哲学方案无法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原因所在。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民性和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其学说的最终归宿是共产主义。而作为规范性理论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则是其学说政治旨趣的集中表达。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在继续，贫富差距过大的趋势仍在愈演愈烈，实现公平正义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这些客观的现实迫切需要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场”，需要以追求全人类解放为价值诉求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来为世界合理秩序的建构和人类如何过上良好生活的期待提供意义支撑。如果仅从道义规范或者价值性的维度来看，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缺少了对现实社会的经济分析（事实性维度），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的解释就与乌托邦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区别。”[11]那么它们难道是相同的理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到底是什么促使我们能够将其区别开来呢？我们认为，正是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主体和现实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人民性和革命性的特质。

实际上，马克思对人的概念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由理想的、抽象的人到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转变。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未来理想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要经过两个阶段，即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政治解放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从“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相对分离。但政治解放并非人的解放，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并未触动市民社会，其直接的消极后果就是利己主义的人。“利己的人是已经解体的社会的消极的、现成的结果，是有直接确定性的对象，因而也是自然的对象。”[5]（P46）只有变革市民社会，构建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联系共同体，才能彻底实现人的解放。因此，人的解放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资本主义，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把人从精神的枷锁中摆脱出来，从“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真正独立性。

而怎样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呢？这正是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产生分歧的地方。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缺少从事实性维度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经济分析，没有找到创造历史的行动主体，因而其对未来社会的道义设想只能是乌托邦。而马克思却找到了连接资本主义经济分析和创造历史行动的中间环节——无产阶级，主张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这样马克思就为实现人类解放找到了行动的主体和道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阐明了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哲学理论只有同群众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作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P11）当然，实现人的解放还需要一定的现实物质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否认存在历史前提的观点，提出了物质生产劳动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只有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正是基于劳动人民的立场，从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为无产阶级自己实现解放自己的目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政治哲学价值观知识点篇6

有关牟先生的三统概念上的分别与联系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呢？这是涉及我们对所谓学统与政统或统的定义与理解问题。如果我们把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有机性的活的体系，我们就很难想像一个整体文化中只有真理的传承而无学习方式及政治规模的理想及其传承手段。这也就是说中国有中国文化中的学统与政统，即使中国的学统作为方法学并未体系化为系统知识的来源，而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文化也未革新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我们必须肯定，同样的，在现代西方尚未发展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前仍是有其内在于其文化之中的学统与政统。无论在希腊、罗马及中世纪时代都可看到道统、学统、政统交相影响的情状。显然，我们必须实际的区别三者，并进一步分别历史上事实存在的三者与一个文化体系中理想投射的三者应有的相对的内涵与关系。我的看法是：我们应首先认知一个传统的形成必须具有下列几个因素，即时间流程中凝聚的制度格局，可以维护此一制度格局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信念，广大的社会群与知识份子的实际维护的力量与实践。从这个定义看中国文化，我们实际所面对的是一套传统历史的价值文化、学习文化与政治文化。价值文化是道统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并有其相关的制度与权威的支持者。学习文化从古代的六艺到后来的士子学也是斑斑在目，这是学统的体现。在所谓政统方面，尚书可说大致提供了一个政治的理性框架，但在实际政治中却无疑是权利运用的现实主义，因之制度的变革，甚至改朝换代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的根本特征。秦代之际严刑竣法的政治变革是对战国分裂局面的整合，汉代文景之治的黄老作风是对秦的严刑竣法的订正，到了武帝采纳公孙弘之言独尊儒术，却又是整合一个大帝国的重大的政治措施：用三纲五伦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和制约社会。但变革尽管变革，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体制却从未改变。是否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政统就此定型在专制帝王的朝代循环上呢？由于变革的存在，固不论隋唐的变革，宋明的变革，满清的变革，其中反映的显然不尽是治统的问题，而是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的问题。不但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政统也与学统与道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文化的统合性使然。如何辨别三者并使它们相对的独立起来，也相对的自我充实起来，这是基于理性的工作，也是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确形成了一个传统，根植于民间信仰与传统大多数的士大夫心目中。这个政治传统流行了两千年。从今人眼光看自然是为害甚巨，它也正是辛亥革命要推倒的。3牟先生的政统是从西方现代文化经验与科学理性主义立足的，显然这不是中国传统历史事实上的政统。五四运动激起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要求就是对此一历史政统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间接维护此一政统的政治儒学（三纲五常与忠孝节义）的学统的批判。用民主反专制，用科学反对儒学，五四运动的口号与价值取向是极其明朗的。这是对传统的政治（或其所形成的政统与治统）所作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的学术（或其所形成的学统）的批判。这是由于传统的儒学自汉以来都与政治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这可能自孔夫子以来就种下了根。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表明学是为了从政。这从儒家来说是有理想性的学术导向：学应是知行并重，而行的最高点就是治国平天下，是用学来主导政或改造政，这却是道统了。因之对政治文化的批判与教育或学习文化的批判也不得不延伸到对道统的批判与挑战。事实上，自汉以来，更明显的是既成的政治权力利用学与道为其服务以维护及合法化政治的权力。因之，在五四时代，批判政统的同时就必须要批判学统与道统。政统倒了，学统与道统也失其依归了。但我们要问，学统与道统必须要依附一个政统或靠一个政权来支持吗？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统以建立一个独立的道统，在有一个独立的道统来提供一个合理的政治规范，因之是刻不容缓的事，这就涉及学统与道统、道统与政统、学统与道统的社会功能的认定与知识份子在广大社会中的相对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保障问题了。在此说的学统可以看成是知识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道统则可看成是价值理性及本体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所谓政统则可看成是决策理性与行动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

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真正精神在建立一个植基于国家公民的新政统与一个对社会进步与发展负责的新学统。五四的知识份子是否认清这一点是一个间题。后来新儒家要作的工作是要在政治之外复活儒学的精神，对社会与文化负责，而不是要主导政治或建立政统。然而此一立场却面临了民主政治的挑战，到了牟宗三先生而不得不提出从儒术中‘开出民主’，亦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首先这意味着儒家或儒术的复兴。这应是划时代的工作，绝非可能在一两代可以完成的，因为这也意含了用儒家的社会伦理教育整个社会和整个一代，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实行儒治。但是这也是一个具有极端吊诡性的工作：‘重建儒术’可能意味着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权威主义的复活，固不论此一道德权威主义的是非好恶是否将有害于民主多元化价值选择，4而‘开出民主’则意味着民主化与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不可能容许儒家中心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存在。当然，儒家必须凭借其自身的合理性与理论性来建立理性的权威与影响力量，而这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论说过程，犹如基督教的神学伦理所需要的不断论说发展下去一样。当然在基督教还多了一个教会组织与说教论坛。而儒家在今天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论坛来作持续的发言。5为了要重建儒术而不影响民主，一方面不能不建立儒学的独立性与普遍性，另方面却还要证明及发展儒学的民主性与包容性。这方面的工作在我看却尚未完成。这也涉及到西方已建立的现代性理性与启蒙性与儒家人文主义情性主义的关联与融合的问题。为了此一关联与融合我们则又不能不从更深入的易学思维方式及本体宇宙观方面进行探索与梳理。（注：这也是我多年用心之所在。）

至于开出民主，光说没有用，而必须要行或实践，而行的要点在尊重他人权利，容忍他人差异，不强调非理性的个人权威，制度化合理化权力使用与传递。从个人作起，然后推己及人，而且要推之于全民。显然这是新儒家可以以身教以身行的。是否已做到以及如何做到都是可以讨论及检验的。再说，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不可能从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典范中演绎出来的。这也是何以牟先生的‘开出说’受到多处批评的缘故。

此处再想就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现实的‘政’和‘学’是与理想的‘道’的关系略加说明。传统的‘政’与‘学’及‘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说密切到密不可分的地步。儒家的理想是学以致道（论语：‘君子学以致其道’－－19.7），道以导政（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于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故一切以学为本，故论语又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1.2）6当前中国哲学中最大的问题应是如何把此三者区划开来，使其可分且又相对的独立、相互的激扬，并理顺三者的关系，务以学为本，藉以认清是非，追求真理，建立正义标准的社会功能与人格典型，方能督导政治，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也就是先要以理智为基本，作为学的开始，然后建立道德意义或价值意义的道，以作为政治规模制度建立的参考与支持准则。

以上就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提出了文化发展应努力的方向。在此框架中，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经验基础上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中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我们不必‘照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甚至也不必‘接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我们可以综观历史源流在整体的理解上综合的、透视的讲。这样我们并没有与传统断绝又无须受制于传统而出主入奴。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是在正本清源，还我独立的理论的特色，还我精神的原来面目。这自然也就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认知与评价模式与其所形成的世界观与宇宙观的问题上。要对此有所理解则又是不透过原典与本文的研究与理解不为功的。但如何正确理解及解说原点与本文则又不能不涉及到意义与指谓的诠释问题。于是众端参观、深入理解并建立一个‘知识的形上学’与‘知识的方法学’也成了当急之务。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也就不能不深入西方的哲学发展及其分析诠解的传统，批判的掌握它的工具性与理性能力，借以疏解中国哲学之实。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纯粹方法之运用，如采用逻辑分析法、语言分析法、现象分析法或存有分析法与结构分析法等。二是哲学问题或哲学范畴问题的启发。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问题及其范畴，也有其发展渊源与特色。如何掌握西方哲学的诸多问题及特性以开发中国哲学的内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我们却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因为这涉及到理性的共通性与语言的共同性的问题。注意到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也可进一步说‘他山之石，可以燃薪’。在此理解中，显然我们不是要把中国哲学化约成为西方哲学的，事实上也不可能作此化约的，因为它有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经验与观念发展基础。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确认中国哲学的特性以及此一特性对人类追求真实与价值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及现况的种种比较、对照与关联，透过理性与现象的双重分析显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站在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终极关注的高度立场上，进一步探讨哲学概念与范畴的融合与会流，以求建立一个包容多元超一的整体思考、认知与评价及决策体系。此一体系也可以看成是一套世界哲学，它可以是每一传统都可以接受及贡献的宇宙观、知识观、价值观、伦理观、与行为观；它也可以是每一传统可以参与与应用的宇宙学、知识学、价值学、伦理学、与行为学。它的存在与运用将能减少人类诸多文化的冲突，相反的，它能增加人类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文化和谐与协作。

相对于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有关中国哲学发展的问题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中国哲学的正确认知与理解的方法与理论的前提预设问题。我所讲的本体诠释学就属于这个范围。第二类是中国哲学内部的理解问题，包含中国哲学的主题、特色与发展轨迹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一范围是很广的。因为它既涉及到中国哲学史，又涉及到中国哲学内涵、主流与诸多分支与会合以及其自身的反思评价、再发展与定位问题等等。因之我是把它看成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但要解决这类问题却有不能不涉及到第一类的前提方法与理论问题，以及两者的批判与评价问题。此类问题的理解自然也不能不涉及到第三类及第四类的问题，因为它必须在世界理性网罗中定位，也必须面对世界理性网罗与人类整体理性与人性本体作出贡献。第三类问题是与西方及其他文化传统中的哲学传统对比、认同及吸取方法与概念的精华以为发展中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述之用。这可以是一种以中国哲学的发展为目的的中西比较哲学问题。最后，第四类问题则是如何寻求一个世界哲学的框架使中国哲学的优点与特色能够作出世界化与世界性的贡献。从某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超越中国哲学的历史性走向全人类的分享过程与协作发展活动。这自然涉及到沟通理性、一体多元、以及文化上的相互涵容与彼此参与等问题。我们可以把这四类问题看成四个层次，而且是四个彼此息息相关甚至循环相关的层次。对中国哲学的探讨或基于中国哲学的探讨都可以与这四个层次相应的联系起来。因之这四个层次并不限制中国哲学家自由的发挥与创造，反而可以作为中国哲学或任何哲学自由创造的分析架构。但这种发挥与创造却不能不与这四个层次联系起来才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上的创造。在这一种理解上，显然可以说第一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只有与中国哲学的原始问题与思维认知评价模式联系起来才具有中国哲学的真实历史性与经验性。

更有进者，从这个问题架构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在走向系统诠释、走向中西对话后的评价与问题建构，以及走向世界哲学与应用哲学。这将是中国哲学的活力所在，也将是中国哲学的潜力所聚。

现在要问的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质上是指什么？很显然的，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不只一个，也就是说不能用一个问题来范围所有问题。核心的意义是历史的根源性以及价值上的重要性，而此根源性及重要性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一直具有积极的主导与典范作用。但即使用此标准，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核心问题圈。凡是在这个核心问题圈的就是核心问题。基于此一理解，我在此可以举出我所看到的有关中国哲学理解重建及发展的九个核心问题。我在此不拟细加分析，只是依照我的内在的分析以及已作的研讨工作与论述，以一定的历史性与理论性的综合评价所订的重要性次序排列出来。

一是　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体证的宇宙论的源起、特质与经验基础。

二是　中国哲学的内部的学派分疏与整合，以及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问题。

三是　中国哲学中的基本存在、真实、价值概念等范畴与观点的分疏与统合问题。

四是　中国哲学中的终极关怀及其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问题。

五是　中国伦理学的分歧性、整体综合性与整合化问题。

六是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及中国历史哲学的现象与本质问题。

七是　中西哲学不同层次的对话、对比、沟通与融合问题。

八是　中西文化中的价值与抉择行为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九是　世界哲学的发展以及中西哲学的相互定位问题。

显然，这九个核心圈问题的提出是以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为潜在目标。它不一定是充分的列举，但却是必要的列举。因为它与我说的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的目标是密切关联的。其次我并没有特别提出那一家或那一派的实际哲学问题。但我可以举出我所思考过的或论述过的中国哲学问题作为说明的例证，以为对此等问题关心的学者作为参考。

相应于一　我曾提出回归周易哲学以建立一体多元的思维模式与‘观的观点’的宇宙观与学，并为中国哲学史的原点问题作了建构。

相应于二　我曾提出‘易之道’与‘道之易’的分疏以确认周易哲学与儒家及道家传统的关联与儒道两者之间的相互定位。

相应于三　我曾提出‘本体诠释学’中本体理性兼含根本有关意志与理性 / 道德与理智 / 价值与知识 / 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冲突与谐和 / 分疏与统合的辩证过程与结构问题，并探讨朱王哲学的一致性与完备性问题以回应牟宗三哲学。

相应于四　我曾探讨儒家哲学中的自我与自我修持的动态可行性及其限制的克服问题，并与西方犹基体系的超越形上学与神学的给与、付出与负担作一比较。

相应于五　我曾就中西伦理学发展史比较以作出融合德行、责任、功利与权利伦理学的整体化建构并借以说明儒学的发展潜力。

相应于六　我曾就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探讨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特质，并对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发展作了评述。

政治哲学价值观知识点篇7

有关牟先生的三统概念上的分别与联系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呢？这是涉及我们对所谓学统与政统或统的定义与理解问题。如果我们把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有机性的活的体系，我们就很难想像一个整体文化中只有真理的传承而无学习方式及政治规模的理想及其传承手段。这也就是说中国有中国文化中的学统与政统，即使中国的学统作为方法学并未体系化为系统知识的来源，而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文化也未革新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我们必须肯定，同样的，在现代西方尚未发展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前仍是有其内在于其文化之中的学统与政统。无论在希腊、罗马及中世纪时代都可看到道统、学统、政统交相影响的情状。显然，我们必须实际的区别三者，并进一步分别历史上事实存在的三者与一个文化体系中理想投射的三者应有的相对的内涵与关系。我的看法是：我们应首先认知一个传统的形成必须具有下列几个因素，即时间流程中凝聚的制度格局，可以维护此一制度格局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信念，广大的社会群与知识份子的实际维护的力量与实践。从这个定义看中国文化，我们实际所面对的是一套传统历史的价值文化、学习文化与政治文化。价值文化是道统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并有其相关的制度与权威的支持者。学习文化从古代的六艺到后来的士子学也是斑斑在目，这是学统的体现。在所谓政统方面，尚书可说大致提供了一个政治的理性框架，但在实际政治中却无疑是权利运用的现实主义，因之制度的变革，甚至改朝换代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的根本特征。秦代之际严刑竣法的政治变革是对战国分裂局面的整合，汉代文景之治的黄老作风是对秦的严刑竣法的订正，到了武帝采纳公孙弘之言独尊儒术，却又是整合一个大帝国的重大的政治措施：用三纲五伦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和制约社会。但变革尽管变革，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体制却从未改变。是否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政统就此定型在专制帝王的朝代循环上呢？由于变革的存在，固不论隋唐的变革，宋明的变革，满清的变革，其中反映的显然不尽是治统的问题，而是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的问题。不但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政统也与学统与道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文化的统合性使然。如何辨别三者并使它们相对的独立起来，也相对的自我充实起来，这是基于理性的工作，也是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确形成了一个传统，根植于民间信仰与传统大多数的士大夫心目中。这个政治传统流行了两千年。从今人眼光看自然是为害甚巨，它也正是辛亥革命要推倒的。3牟先生的政统是从西方现代文化经验与科学理性主义立足的，显然这不是中国传统历史事实上的政统。激起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要求就是对此一历史政统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间接维护此一政统的政治儒学（三纲五常与忠孝节义）的学统的批判。用民主反专制，用科学反对儒学，的口号与价值取向是极其明朗的。这是对传统的政治（或其所形成的政统与治统）所作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的学术（或其所形成的学统）的批判。这是由于传统的儒学自汉以来都与政治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这可能自孔夫子以来就种下了根。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表明学是为了从政。这从儒家来说是有理想性的学术导向：学应是知行并重，而行的最高点就是治国平天下，是用学来主导政或改造政，这却是道统了。因之对政治文化的批判与教育或学习文化的批判也不得不延伸到对道统的批判与挑战。事实上，自汉以来，更明显的是既成的政治权力利用学与道为其服务以维护及合法化政治的权力。因之，在五四时代，批判政统的同时就必须要批判学统与道统。政统倒了，学统与道统也失其依归了。但我们要问，学统与道统必须要依附一个政统或靠一个政权来支持吗？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统以建立一个独立的道统，在有一个独立的道统来提供一个合理的政治规范，因之是刻不容缓的事，这就涉及学统与道统、道统与政统、学统与道统的社会功能的认定与知识份子在广大社会中的相对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保障问题了。在此说的学统可以看成是知识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道统则可看成是价值理性及本体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所谓政统则可看成是决策理性与行动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

我们可以说的真正精神在建立一个植基于国家公民的新政统与一个对社会进步与发展负责的新学统。五四的知识份子是否认清这一点是一个间题。后来新儒家要作的工作是要在政治之外复活儒学的精神，对社会与文化负责，而不是要主导政治或建立政统。然而此一立场却面临了民主政治的挑战，到了牟宗三先生而不得不提出从儒术中‘开出民主’，亦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首先这意味着儒家或儒术的复兴。这应是划时代的工作，绝非可能在一两代可以完成的，因为这也意含了用儒家的社会伦理教育整个社会和整个一代，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实行儒治。但是这也是一个具有极端吊诡性的工作：‘重建儒术’可能意味着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权威主义的复活，固不论此一道德权威主义的是非好恶是否将有害于民主多元化价值选择，4而‘开出民主’则意味着民主化与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不可能容许儒家中心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存在。当然，儒家必须凭借其自身的合理性与理论性来建立理性的权威与影响力量，而这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论说过程，犹如基督教的神学伦理所需要的不断论说发展下去一样。当然在基督教还多了一个教会组织与说教论坛。而儒家在今天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论坛来作持续的发言。5为了要重建儒术而不影响民主，一方面不能不建立儒学的独立性与普遍性，另方面却还要证明及发展儒学的民主性与包容性。这方面的工作在我看却尚未完成。这也涉及到西方已建立的现代性理性与启蒙性与儒家人文主义情性主义的关联与融合的问题。为了此一关联与融合我们则又不能不从更深入的易学思维方式及本体宇宙观方面进行探索与梳理。（注：这也是我多年用心之所在。）

至于开出民主，光说没有用，而必须要行或实践，而行的要点在尊重他人权利，容忍他人差异，不强调非理性的个人权威，制度化合理化权力使用与传递。从个人作起，然后推己及人，而且要推之于全民。显然这是新儒家可以以身教以身行的。是否已做到以及如何做到都是可以讨论及检验的。再说，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不可能从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典范中演绎出来的。这也是何以牟先生的‘开出说’受到多处批评的缘故。

此处再想就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现实的‘政’和‘学’是与理想的‘道’的关系略加说明。传统的‘政’与‘学’及‘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说密切到密不可分的地步。儒家的理想是学以致道（论语：‘君子学以致其道’－－19.7），道以导政（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故一切以学为本，故论语又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1.2）6当前中国哲学中最大的问题应是如何把此三者区划开来，使其可分且又相对的独立、相互的激扬，并理顺三者的关系，务以学为本，藉以认清是非，追求真理，建立正义标准的社会功能与人格典型，方能督导政治，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也就是先要以理智为基本，作为学的开始，然后建立道德意义或价值意义的道，以作为政治规模制度建立的参考与支持准则。

以上就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提出了文化发展应努力的方向。在此框架中，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经验基础上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中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我们不必‘照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甚至也不必‘接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我们可以综观历史源流在整体的理解上综合的、透视的讲。这样我们并没有与传统断绝又无须受制于传统而出主入奴。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是在正本清源，还我独立的理论的特色，还我精神的原来面目。这自然也就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认知与评价模式与其所形成的世界观与宇宙观的问题上。要对此有所理解则又是不透过原典与本文的研究与理解不为功的。但如何正确理解及解说原点与本文则又不能不涉及到意义与指谓的诠释问题。于是众端参观、深入理解并建立一个‘知识的形上学’与‘知识的方法学’也成了当急之务。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也就不能不深入西方的哲学发展及其分析诠解的传统，批判的掌握它的工具性与理性能力，借以疏解中国哲学之实。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纯粹方法之运用，如采用逻辑分析法、语言分析法、现象分析法或存有分析法与结构分析法等。二是哲学问题或哲学范畴问题的启发。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问题及其范畴，也有其发展渊源与特色。如何掌握西方哲学的诸多问题及特性以开发中国哲学的内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我们却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因为这涉及到理性的共通性与语言的共同性的问题。注意到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也可进一步说‘他山之石，可以燃薪’。在此理解中，显然我们不是要把中国哲学化约成为西方哲学的，事实上也不可能作此化约的，因为它有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经验与观念发展基础。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确认中国哲学的特性以及此一特性对人类追求真实与价值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及现况的种种比较、对照与关联，透过理性与现象的双重分析显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站在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终极关注的高度立场上，进一步探讨哲学概念与范畴的融合与会流，以求建立一个包容多元超一的整体思考、认知与评价及决策体系。此一体系也可以看成是一套世界哲学，它可以是每一传统都可以接受及贡献的宇宙观、知识观、价值观、伦理观、与行为观；它也可以是每一传统可以参与与应用的宇宙学、知识学、价值学、伦理学、与行为学。它的存在与运用将能减少人类诸多文化的冲突，相反的，它能增加人类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文化和谐与协作。

相对于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有关中国哲学发展的问题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中国哲学的正确认知与理解的方法与理论的前提预设问题。我所讲的本体诠释学就属于这个范围。第二类是中国哲学内部的理解问题，包含中国哲学的主题、特色与发展轨迹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一范围是很广的。因为它既涉及到中国哲学史，又涉及到中国哲学内涵、主流与诸多分支与会合以及其自身的反思评价、再发展与定位问题等等。因之我是把它看成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但要解决这类问题却有不能不涉及到第一类的前提方法与理论问题，以及两者的批判与评价问题。此类问题的理解自然也不能不涉及到第三类及第四类的问题，因为它必须在世界理性网罗中定位，也必须面对世界理性网罗与人类整体理性与人性本体作出贡献。第三类问题是与西方及其他文化传统中的哲学传统对比、认同及吸取方法与概念的精华以为发展中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述之用。这可以是一种以中国哲学的发展为目的的中西比较哲学问题。最后，第四类问题则是如何寻求一个世界哲学的框架使中国哲学的优点与特色能够作出世界化与世界性的贡献。从某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超越中国哲学的历史性走向全人类的分享过程与协作发展活动。这自然涉及到沟通理性、一体多元、以及文化上的相互涵容与彼此参与等问题。我们可以把这四类问题看成四个层次，而且是四个彼此息息相关甚至循环相关的层次。对中国哲学的探讨或基于中国哲学的探讨都可以与这四个层次相应的联系起来。因之这四个层次并不限制中国哲学家自由的发挥与创造，反而可以作为中国哲学或任何哲学自由创造的分析架构。但这种发挥与创造却不能不与这四个层次联系起来才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上的创造。在这一种理解上，显然可以说第一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只有与中国哲学的原始问题与思维认知评价模式联系起来才具有中国哲学的真实历史性与经验性。

更有进者，从这个问题架构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在走向系统诠释、走向中西对话后的评价与问题建构，以及走向世界哲学与应用哲学。这将是中国哲学的活力所在，也将是中国哲学的潜力所聚。

现在要问的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质上是指什么？很显然的，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不只一个，也就是说不能用一个问题来范围所有问题。核心的意义是历史的根源性以及价值上的重要性，而此根源性及重要性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一直具有积极的主导与典范作用。但即使用此标准，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核心问题圈。凡是在这个核心问题圈的就是核心问题。基于此一理解，我在此可以举出我所看到的有关中国哲学理解重建及发展的九个核心问题。我在此不拟细加分析，只是依照我的内在的分析以及已作的研讨工作与论述，以一定的历史性与理论性的综合评价所订的重要性次序排列出来。

一是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体证的宇宙论的源起、特质与经验基础。

二是中国哲学的内部的学派分疏与整合，以及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问题。

三是中国哲学中的基本存在、真实、价值概念等范畴与观点的分疏与统合问题。

四是中国哲学中的终极关怀及其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问题。

五是中国伦理学的分歧性、整体综合性与整合化问题。

六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及中国历史哲学的现象与本质问题。

七是中西哲学不同层次的对话、对比、沟通与融合问题。

八是中西文化中的价值与抉择行为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九是世界哲学的发展以及中西哲学的相互定位问题。

显然，这九个核心圈问题的提出是以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为潜在目标。它不一定是充分的列举，但却是必要的列举。因为它与我说的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的目标是密切关联的。其次我并没有特别提出那一家或那一派的实际哲学问题。但我可以举出我所思考过的或论述过的中国哲学问题作为说明的例证，以为对此等问题关心的学者作为参考。

相应于一我曾提出回归周易哲学以建立一体多元的思维模式与‘观的观点’的宇宙观与学，并为中国哲学史的原点问题作了建构。

相应于二我曾提出‘易之道’与‘道之易’的分疏以确认周易哲学与儒家及道家传统的关联与儒道两者之间的相互定位。

相应于三我曾提出‘本体诠释学’中本体理性兼含根本有关意志与理性/道德与理智/价值与知识/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冲突与谐和/分疏与统合的辩证过程与结构问题，并探讨朱王哲学的一致性与完备性问题以回应牟宗三哲学。

相应于四我曾探讨儒家哲学中的自我与自我修持的动态可行性及其限制的克服问题，并与西方犹基体系的超越形上学与神学的给与、付出与负担作一比较。

相应于五我曾就中西伦理学发展史比较以作出融合德行、责任、功利与权利伦理学的整体化建构并借以说明儒学的发展潜力。

相应于六我曾就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探讨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特质，并对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发展作了评述。

政治哲学价值观知识点篇8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3-0102-02

哲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思维的表现和成果，是一切科学发展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主要概念都是从哲学概念中被引进来。因此，运用哲学反思思维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刻地思考和反思，不仅可以在方法论层面上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利的指导，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理念和模式的建构，更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立场。

一、哲学反思思维是把握现实世界的重要思维方式

哲学作为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是帮助人类探寻现象本质，把握现象规律的一种理性的力量，也是帮助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最本质的特征，最无可替代之处就在于哲学的反思思维。反思作为哲学思维的特殊维度，不仅在实践中赋予了哲学批判性、基础性地位，而且通过不断地追问、认识使哲学的价值得到升华。在反思的过程中，人的认识不再局限于根据事实进行判断，从而使人类思想的逻辑层次得到了跃迁，使人类能够以新的视野来看待和解决困惑。

首先，哲学反思具有“超验性”。“超验性”指的是一种超越事实和经验的性质，它是反思活动最为首要和本质的特征。哲学反思不再局限于常识经验，正如孙正聿所说：“哲学不是常识的延伸或变形，也不是对常识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哲学’表述，而是对构成而是对构成常识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批判性反思。”它不仅挣脱了科学成果的批判，也超越了历史形态的局限。但是，哲学反思并不是脱离了事实和经验，只是超越了事实和经验的内容，但是又能够反关于其内容，可以说，哲学反思是对事实经验所包含对象思想的一种思考。

其次，哲学反思具有跃迁性。黑格尔曾说过：“因为哲学的事实已经是一种现成的知识，而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即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由此可见，哲学反思思维是一种从事后开始的思维，即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在于使人的认识产生飞跃，跃迁人类认识的思想前提，从而更好地把握未来。同时，哲学反思思维也推动了人们对认识超验具有无限性的重新思考，人们通常会认为无限就是有限的累积和叠加，由此证明了经验具有无限性。然而，黑格尔对此曾进行过深刻地批判，他指出：“把无限视为有限的叠加，把无限看成对有限的包容，就是把无限当成一种在有限事物彼岸的东西。”事实上，关于哲学反思的有限与无限的思考，应该用辩证统一的思维去看待和思考。

最后，哲学反思具有批判性。“反思”顾名思义就是反省、省思的意思。哲学反思体现出的便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它是对人类生活的一种批判性地思考和反思，在此过程中，人类能够逐渐形成自我意识。某种程度上讲，哲学批判最终要实现的就是对人们思想、价值观、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进行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哲学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不仅可以拓宽人们的理论思维，还可以通过对自我的批判，为超越自我开辟新的空间和路径。

哲学反思作为哲学思维的特殊维度，是人类把握现实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尤其是反思具有的超验性、跃迁性及批判性的特点，使得人们在对本质规律的追问和探索中，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反复思索与追问中，不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与理解，突破原有的思维方式，拓宽自身的视野。为此，笔者认为也可以将哲学反思思维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有利于不断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理论视野，提高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哲学反思思维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着眼于两个基本问题，即对“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追问和“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体系中，主体、客体和价值是最基本的要素，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目标、内容和发展方向。通过判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和价值等原发性问题，是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这一本性问题的研究中最基础和最根本的途径。但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当前研究中，可以发现很多基础理论和基本内涵仍未得到准确的界定和厘清，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仍是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用哲学反思思维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讨论。运用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当前存在的问题及现实困境，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及其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具有的专有特性，然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源问题进行追问与反思。从而为解决“怎样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更有效这一实践命题提供新的路向。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及主客体关系的哲学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是这一实践活动的基本骨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的概念，传统理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承担着、发动者和实施者。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这个定义指出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论的逻辑起点，即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认识和改造教育的对象的主体活动。然而，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关于这个问题的传统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要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问题的正本清源，必须从其逻辑起点人手进行反思，在更为本质的层面上来把握和反思。

就主体和客体的概念而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通常所说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狭义的概念为前提。在现代哲学中，在狭义的主题观视野内，每个人都从自我出发的行为，必然是将自身作为主体，其思考和行动的对象就都成了客体。这就容易造成将这种狭义的主体观推向极端，变成唯我的主体观。我们应该用主观性现念把握和反思这一狭隘的主体观，而不应该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简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应该将一个共同的对象作为代际关系的中介，即构成“主体一客体一主体”的关系。这种思维模式，有利于解决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将教育者置于被动的纯粹客体地位，强调教育者的单向作用的问题。能够激发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交往过程中，建立起主体代际的关系。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哲学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实践活动，具有本质属性和价值属性的特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其本质问题的认识。虽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具有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两种最基本的形态，但长期以来个体价值一直被湮没在社会价值的洪流之中。然而，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特别在当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个人开始关注自身的权利，主体意识和价值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诉求也开始逐渐显现。

政治哲学价值观知识点篇9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即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美国学者布鲁贝克认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即高等教育哲学。意思是高等教育哲学就是探讨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大学在物质层面占有一定的空间。大学这个机构在物质上占了谁的空间？社会的空间，国家的空间，人的空间。二是大学在精神层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大学这个机构对谁来说很重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都很重要。进一步思考就是，谁在主办大学？为什么要主办大学？谁会去上大学？为什么要去上大学？大学为什么存在？为什么需要？它有什么用？对谁而言有用？它存在的依据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其重要性在哪里？即大学通过什么途径来确立它的地位，大学确立它的地位，有没有永恒不变的依据？不同时代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依据有不同点吗？这就是哲学的追问。

大学属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处于教育领域的最高层，它的任务是探讨“高深学问”。目前，关于高等教育哲学的理论有很多种，例如：“政治论”“认识论”“人本论”“知识论”“生命论”（张楚廷，2004）、“生产力论”“境界论”“道德论”（张洪志，2005）“智慧论”（周光迅，2006）“科技论”（杨杏芳，2010）“可能世界论”（杨杏芳，2014）“经济论”（卢彩晨，2015）等。在目前众多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中，“认识论”“政治论”和“人本论”是主要的高等教学哲学理论。任何理论都是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对待已有的理论，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其合理性，深刻解读其含义并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继承。

二、认识论、政治论与人本论诠释

美国约翰·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哲学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2]，这两种教育哲学观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依据。

“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是指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他们力求了解世界，就像做一件好奇的事一样（弗莱克斯纳，1930），不受价值关涉。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真理的客观性是它站得住脚的标准。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来自于价值自由。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就是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追求“不受价值影响（Value-free）”的结论[3]。大学相当重视研究，以至于看起来像完全脱离了校外的时事一样（包尔逊，1906）。“为知识而知识”正是西方大学认识论哲学的特征。

“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认为，人们探求深奥的知识是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把教育看作是政治的一个分支。克拉克·科尔认为，大学是“智力之城”，应被看作改革社会的工具，大学的目的是适应国家进步与社会整体发展。作为“智力之城”，要想赢得公众信任，赢得政府支持，必须帮助解决社会繁难问题，这样才能为自己赢得生存的空间[4]。约翰·杜威强调高等教育应该关注社会的要求。德鲁克（1969）说，大学现在成了“美国教育和生活的中心”。有人认为，大学放弃责任有失去老百姓支持的危险，公众会以为大学没有用，就不会再为大学提供经费了，大学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据。沃勒斯坦认为，如果高等教育确有可能直接影响当时的重大政治决策，社会不会让它完全脱离政府的指导来运行（普莱斯，1971）。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价值观是国家主义的，政治论哲学把国家利益作为大学教育的目的，使大学服务于社会。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是“经世致用”。孔子的私学“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是“治国、平天下”，其关注点在教育的社会功能。我国高等教育从“重伦理”、“重政治”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一直都具有明显的功利倾向[5]。

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尼采、波尔诺夫、萨特、张楚廷等认为，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高等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6]。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自我选择、自我塑造。他认为，教育的开端是：“不要追随我，要追随你自己！”回到自己内心里来。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教育应是一种民主教育。教育的本质是精神的，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本真的教育以自我唤醒为目的，使人连续不断的生成。快乐是人生存的本真追求。马克思认为，人“要扬弃对象原有的规定性，并赋予新的规定性，实现人的目的”[7]。在人的身上蕴涵着丰富的可能性，人类在创造力、想象力、理解力、学习能力和道德能力等方面具有无限开发的潜能，这些无限的潜能通过并且依靠人的社会性的实践生存活动从而不断现实化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生命活动，即人的全面发展[8]。赫钦斯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智能，目的在于通过实施博雅教育完善学生的心智[4]。大学教育应重点着眼于人性，而非人力。

张楚廷指出，大学本身所体现的不就是人对人自己的一种关怀吗[9]？当韦尔热称某些大学为“自发的”大学时，表明了大学并不是在有一个清晰的蓝图的情况下诞生的，大学并不能如认识论所可能描述的那样，并不是认识到自己应该生长和如何生长才生长出来的。学生自发创办的博洛尼亚大学没有记载下那些作为初创者的学生的名字，說明这个“自”的普通性，说明大学是人的向往自身孕育出来的，这个“自”就是人，是人之心，人之性，人之精神[9]。高等教育是人的生命的最强旺的表现[9]。

从亚里士多德到纽曼再到《耶鲁报告》，“自由教育”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通识教育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0]，而通识教育是以人为本的，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目的是使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片面发展的工具人。

三、认识论、政治论与人本论的区别与缺陷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政治论与人本论的区别

高等教育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不同价值倾向，是认识论和政治论产生冲突的合法性基础。一种是无目的论，一种是有目的论。二者在目的与功用上存在分歧。在政治论看来，有用的才值得去研究，没有用的不值得去研究。在认识论看来，不管有没有用，只要是凭着好奇心去探索真理，都值得去研究。区别在于研究高深学问是否受价值关涉，是否重视探讨高深学问对社会的有用性。从西方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认识论与政治论在大学校园中此消彼长。布鲁贝克指出，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

认识论与人本论有区别。认识活动的存在，思维活动的存在与可发展性，是人的根本特征。但是，人不只是认识着、理解着、思考着，人还可以感动着、热爱着、欣赏着、寄托着、体验着、感受着……[9]这些都与认识相关，但都不等于认识。人不获得理性不能成为人，人若没有了非理性，本是人的人非人了。理性使人成为人，为教育的必然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其实，支撑教育的另一根支柱同样是有力的，即非理性也得到积极发展人才成为完善的人。这是认识论基础所未能充分意识到的[9]。人性既表现为非理性，也表现为理性。人天生的潜质、人天生的可开发性、天生的美感等构成整个教育及其哲学的基础，即基础就在人性身上。

（二）高等教育认识论、政治论与人本论各有其缺陷

高等教育单纯坚持认识论，纯粹追求客观真理，超然尘外，不问世事，置社会的需求于不顾，必然会由于缺乏社会的支持而趋于消亡[11]。随着时代的进步，纯粹的认识论哲学已经很不合时宜。

高等教育单纯坚持政治论，过度适应社会的需求，不从人的角度考虑，把人作为高等教育的客体，人的主体性得不到尊重，人的本质需要被公共意志和需要所取代，必然导致人的潜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高等教育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希望政治化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2]

高等教育单纯坚持人本论，不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需要也会得不到满足。因为人不是孤立的人，人具有社会性。高等教育本身就不是个人的行为，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高等教育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认识论、政治论和人本论在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上存在一些矛盾，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过分强调政治论时，人们常常只注重眼前需要，忽视社会的长远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的需要。如果过分强调高等教育服务当前社会需要，就会遏制人们追求真理的自由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社会的长远利益。因此，强调政治论的人，要适度考虑认识论和人本论的需要，为其创造条件，提供支持，促使其更好地实现自我。相反，强调认识论和人本论的人，常常只注重个人自由探究的重要性，而忽视社会的当前需要。社会当前的问题解决不了，社会的长远发展同样将受到影响。因此，坚持认识论和人本论的人，要适度考虑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更好地获得社会的支持。

四、认识论、政治论与人本论的融合

（一）认识论与政治论、人本论的联系

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共同点都是探讨高深学问，高深学问是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内在结合点。认识论的合法基础来自于探讨高深学问不受价值影响，不考虑其是否有用。政治论的合法基础来自于高深学问的有用性。两者在“高深学问”上有交叉，都以“高深学问”为基点。纽曼虽然认为“知识本身就是目的”，但他并不反对知识的“有用性”。他认为理性文化是有用的，受过自由教育的人可以胜任许多职业[12]。认识论哲学观是支撑大学发展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格物致知”，意思是“考察事物，获得知识”，其目标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了对国家有用，对社会有用。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途径“格物致知”是认识论的。可见，政治论如果以认识论为前提和基础，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认识活动是人的高层次思维活动，因此，认识论离不开“人”。张楚廷提出：高等教育以认识论为基础，认识不正是属于人的活动吗？[9]认识本就是属于人的生命自身，教育是随着认识活动的存在而可能来到的。认识是人自己的所有物，当人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十分看重自己的认识时，会自然地出于自爱而爱护它、发展它、丰富它，这样，教育也自然来到了[9]。大学产生之初，更多更直接地表现为对认识的更高程度的渴望。认识论在高等教育哲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认识论主张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富于想象地探讨学问”。

认识论关注的实际上就是人的思想的解放，人的心智的自由发展，人的认识与思维潜能的尽情发掘。换一种说法就是，认识论的出发点是人本论的。

（二）政治论、认识论与人本论相互交织

认识论的自由研究精神与人本论的自由选择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政治论的社会需求与人的社会价值实现有某种外在的一致性。高等教育活动是由人聚集在一起开展的学习与探索活动。张楚廷指出，高等教育以政治论为基础，从政治背后不是也可以看到人吗？认识论是人的内在，政治论是人的外在或人之内在的延伸[9]。

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是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坚实基础，而认识论的源头在于人。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的高层次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促进社会的发展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中也不会缺席。从内部逻辑来看，认识论和政治论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可能性。这两种观点可以是相互对立的，也可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当政治论的高等教育观代表进步力量时，对认识论高等教育观是一种有力的支撑；当政治论的高等教育观代表反动力量时，对认识论高等教育观会是一种巨大的阻碍。同理，当认识论高等教育观不考虑社会责任时，其研究成果有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当认识论高等教育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时，其研究成果有可能促进社会的巨大发展。几种高等教育哲学观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只有全面认识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才能更好地指导高等教育实践。

（三）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多元共存

政治哲学价值观知识点篇10

政治和哲学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同胞兄弟”，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可以说学习政治的目的是为窥视哲学世界，理性认识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中政治新课标中有大量哲学理论等待着学生去学习和探究，这些理论都是前人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因此，在教学时仅将哲学当成一种理论来阐述，势必会削弱政治哲学的存在价值。而改观“哲学理论化”的重要手段即是前提批判，通过培养学生的前提批判思想，让学生感受到自己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切实改变，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未来的成长，更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

一、对前提批判的理性认识

基于政治课程的角度探寻前提批判的定义，我们需要首先了解政治、哲学和前提批判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让前提批判思想成为影响教学乃至学生学习的理论基础。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是哲学中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构成哲学的一部分。哲学是政治理念和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而政治则是哲学目录下的一门重点学科，即政治哲学。而且，哲学是研究世界万物性质、真理和规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涵盖了存在、知识、价值、理性、心灵、语言等多项内容，而思想则是哲学的核心所在。思想与知识、价值、存在、理性、心灵和语言形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中，后者是“因”，而思想是“果”，将后者集合起来，即是一个人的思想，它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性，与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了直接联系，即人的个性和性格。

而前提批判则是对上述内容的一个前瞻性思考，无论是政治、哲学还是个体思想。但它们之间也构成了一些内在联系，其中，政治是对哲学的前提批判，哲学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而理论思维又是什么？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它们是思维方式、生活基础、人生问题和思想冲突。因此，前提批判是对个人主观行为的前瞻性思考，是避免、调整和发展人生步调的重要前提。

二、培养前提批判思想，提升哲学思维能力

缺乏前提批判思想，学生就无法正常学习，同样，生活也无法正常开展，因为这会扰乱生活秩序，使学生漫无目的地前行，随波逐流，最终在思想颓废中走向消亡。培养高中生的前提批判思想，是提升学生哲学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让学生有计划地学习和生活，稳固地推动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对学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践中，前提批判思想的培养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引导学生对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提出质疑。个人欲望是前提批判的对立面，在高中政治教学活动中，教师要通过教学不断引导学生对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提出质疑，从而引导学生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最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严格来说，质疑即是一种前提批判。通过质疑，能够帮助学生确认他们言行的规范和有效，提升他们的素质；通过质疑，能够帮助学生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调整学习方向；通过质疑，能够让学生提前发现存在的隐患，从而及时消除，避免将自己带入误区；同样，通过质疑，也能让学生发现自身成长的规律，最终形成哲学思维。

2.让学生有计划地成长。在人的一生中，最让人畏惧的是未知，假如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的未来，那么我们将能够避免很多失误。然而，虽然不能预知未来，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做计划的方式来规划未来，而做计划这项行为，也是前提批判的重要表现形式。做计划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将明天的行程规划通过今天的计划表现出来，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成长并理性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与哲学思想中的内在论、规律论是一脉相通的。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计划意识，是政治教师的重要责任。培养的途径可以是课堂计划学习，也可以是课外计划生活。

如，让学生计划课堂学习，以“色彩斑斓的文化生活”一课为例。首先指导学生采用预习的计划方式，在课前了解学习内容；其次确立课堂学习目标：（1）了解我国文化生活多样性的现状及其成因；（2）了解大众传媒对人们生活的影响；（3）理性认识自身文化生活的利与弊。而学生的学习目标与教师的教学目标应当是对等的，假如两者之间出现偏差，那么，教师首先应自我检讨，是否教学目标的制定偏离了课题预设目标的方向，其次对学生的学习目标进行评价，对于错误理解课题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实施课外辅导，从而帮助学生养成做计划并正确计划课堂学习的良好习惯。

3.在课堂教学中突出前提批判思想。高中政治新课标中有很多表现前提批判思想的课题，如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其第一课时“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和第二课时“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都是前提批判思想渗透的重点内容；必修四哲学生活中的所有课题都与哲学思维能力存在联系，而优化展现课题知识的重要手段，即是在课堂教学中突出前提批判思想。因此，要培养学生的前提批判思想，教师应抓住教学活动中的每一个细节，用哲学的思想来组织教学，用前提批判思想来优化课堂。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升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从而为学习政治课程以及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政治哲学价值观知识点篇11

一、政治哲学对人类发展贡献的重大意义

在21世纪在这个生活节奏紧张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只知道把人生目标确定为名誉、财富、地位；鲜少有人会停下忙碌的步伐去关心政治哲学，去认真思考人生与政治的关系与价值。例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国家？国家的体质是什么？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本质是什么？自由、平等的价值何在？因为这些政治终极性问题的思考在大多数人眼里都属于“无所事事”者的智力游戏，没有现实价值和意义的；即使它们有价值，也是需要社会长期的关注和投入。既是如此，它们就应该是“思想家、学者、大人物、聪明人”的事，与普通人、小老百姓无关。

然而，深废思考后笔者发现；政治哲学关注作为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元素——国民和国家；它关心公民的权利与幸福、国家的权力与义务。它是人类政治与行政管理实践的精神指南，能让我们在批判与反思中深刻的探索政治的真谛，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国”。因而自从有了政治生活以来，政治哲学象一块宝石一样吸引着那些智慧的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西塞罗、马基雅维里、格老秀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波伏娃、罗尔斯等著名政治哲学家用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推进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力量。在他们的思想中，任何人都体会到政治哲学打开心灵枷锁、释放政治智慧与自由光辉的那种强大魔力。

政治哲学绝对不是“无用之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形容政治哲学的魅力。政治哲学如同一种满各种各样果树的果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资本主义政治哲学和其他传统的政治哲学就如同一株株枝繁叶茂的大果树在果园的每一个角落开花、结果。而这些思想的精华都曾为我们人类政治文明推进披荆斩棘。以下就是作者对政治哲学的功能、价值、意义的一点简单感悟。

二、政治哲学的无限动力

政治哲学在我国社会前进中的精神动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光芒四射。长河里有着5000多年的光辉曲折历程。

虽然20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而且在一些普通中国民众的眼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钱不值”；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软弱无力，没有西方政治哲学的“威风凛凛”。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哲学集知识、道德和信仰、教化、治家、治国等多重功能于一身，成为政治家和学者的法宝。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之《中国哲学的精神》中说：“我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也就说明，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侧点不一样，中国政治哲学的人文主义色彩非常浓厚，要求也很高。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实践一直依托于儒家、法家的政治哲学。

在传统的中国会社会，儒家的政治哲学影响最为深远。它在中国历史上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人类的道德性及其逻辑。儒学要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儿童的启蒙教育就是政治哲学，从而展开他们认识人性与天下的学习之路。幼年时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性”。慢慢地长大后，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由浅入深。成年后再去实践“修、齐、治、平”的梦想。现在“四书五经”已经被很多人看做是“迂腐、落后、保守”的代名词；而真相未必如此，因为它们有着坚实的儒家特色的政治哲学基础——人性善、世界可以被认识和改造“道”。儒家思想与生活密切相关，是“入世”性最浓厚的思想，同时它特别强调政治和管理的价值。孔子被誉为“世代文人表，万世帝王师”，北宋宰相赵括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而法家“人性恶”的“悲观”政治哲学第一次关于人的欲望和需求分析得非常透彻。与西方历史比较对“人性恶”的正视，积极作为不同，它在先秦试验的效果不是很好——引起社会的强烈恐惧、排斥，并在政治上引发危机。但经过修正，封建政府把“法家政治哲学”作为实施法治、制定系统规章制度的理由。法家与儒家政治哲学开始联手，法制与道德从此成为中国政治管理形式外儒内法而治社会。

对普通人而言，如果不愿意遵循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苍生为已任”人生追求的行动指南，也不愿在法家的束缚下生活，那可以在道家那里学习“顺性自然”与“无为而治”的逍遥，感受老子、庄子绘制的世外桃源般的自由与惬意。

进入20世纪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饱受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思想冲击。国人一方面敞开心扉积极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继承，应用传统政治哲学的精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哲学成为辛革命与中华民国的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代个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法宝。

总之，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常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政治哲学让人们不断思考和探索、为创建政治“理想国”做知识准备。在科技迅猛发展地进入21世纪，对梦想着“地球村”与“和谐社会”的每一个政治家而言，政治哲学就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的有效法宝。

参考文献

政治哲学价值观知识点篇12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310078

思想政治课是塑造高中生灵魂、使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之一。但灵魂的塑造、精神的影响向来就是难事，不是一蹴而就的。何况，现在信息渠道广泛，并且高中生独立意识很强，不会轻易就相信、接受教师的灌输。因此，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不妨加强知识的说服力。笔者以为，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做好“三结合”是增强知识说服力进而提升教学效果的良好途径。

一、与家庭生活相结合

家庭是学生成长的摇篮，是学生精神素质、品德取向形成的基础。家庭成员的素质、家庭氛围的优劣、家庭的生活习惯以及教子观念等，都会给孩子的思想打上烙印。思想政治课可以说是在家庭生活基础上对学生思想的进一步“打磨”和提升。思想政治课程中的许多内容都需要学生在家庭生活里实践、感悟，才能形成自己良好的思想、品质，而家庭生活又为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落实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让“高大上”的思想政治课“接地气”、生活化。

比如教学思想政治必修4的《生活处处有哲学》一节内容时，笔者请学生以“我家里的哲学问题”为主题就自己的家庭生活谈谈哲学问题。有的学生说，晚饭后妈妈要求开车出去转转，爸爸主张骑车外出，这说明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具有两重性。有的学生说，奶奶爱听爸爸的，外婆爱听妈妈的，这表明矛盾具有普遍性，要全面看问题。有的学生还说，爸爸妈妈禁止我吃垃圾食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总爱给我买我喜欢的垃圾食品，我现在是偷偷地吃，这说明整体和部分密不可分，各部分协调一致才能产生强大的合力……学生积极地结合身边的事物来谈，很好地理解了身边的哲学，感受到了哲学的智慧。

二、与社会教育相结合

恩格斯说：“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思想政治课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与时代有很强的适应性。学生必将走上社会、服务社会，社会的状况是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良好参照，思想政治课的学习离不开社会这个“文本”。如果能很好地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必能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资源的潜力，取得良好的效果。

比如教学“价值与价值观”的内容时，笔者结合当前社会教育中的主旋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教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国家的一分子，树立怎样的价值观，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都应服从、服务于社会、国家，充分发掘出个人蕴藏的善良道德意愿、道德情感与精神力量，将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要求内化为个人的意识，外化为个人的行为规范。这样将个人价值观的树立同社会教育联系起来，同国家目标联系起来，才能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形成全民族的凝聚力，共同实现“中国梦”。

三、与语文学科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