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要形成广覆盖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逐步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交通市场体系。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基本完善，村村“通客车”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些地区引入公交TC模式优化公交线路，客运服务得到较大改善。但仍依赖于政府主导财政补贴，市场化程度不高，与农村地区逐渐丰富的生活场景出行需求不匹配。农村地区客运服务亟需基于生产生活场景来细分出行需求，通过完善市场机制、优化供给结构、整合各类资源、创新监管手段等措施，来提高农村地区客运服务水平。

2农村客运服务的机遇和短板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人口基数逐年降低，截至2020年，约有5.1亿人口散布于近4万多个乡镇和建制村。与城市公共交通相比，农村客运存在政策扶持力度较大、市场资源有待挖掘、需求出现新变化等诸多机遇，但同时，农村客运也普遍存在市场供给单一、服务质量不高、安全监管手段单一等短板，亟需进一步推进供给侧改革。已有研究尚未结合农村发展及客流需求新特征，提出符合地方特色的客运服务方案。

2.1农村客运服务的机遇

2.1.1政策扶持力度较大

农村客运服务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会予以大力扶持，对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实行燃油补贴，降低了农村道路客运的运营成本，对稳定农村道路客运价格，促进农村道路客运发展有积极影响。为提高公交服务质量，一些地区选择公交TC模式（即交通共同体），实现“票运分离”，进一步提高了城乡公交一体化水平。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多地出台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公共交通领域也逐步开展公交电气化改造，打造绿色公共交通。

2.1.2市场资源有待挖掘

十三五期间，农村机动车保有量同比增长66.18%，截至2020年达到1.66亿辆，占全国机动车总量的44.62%，小汽车潜在剩余运力亟待盘活。一些村民具备富裕时间，用自有机动车为周围群众提供出行服务。同时，近年来帮邦行、T3出行、如约出行、高德打车、滴滴出行等网约车平台发展迅猛，“新客运”业态“门到门”的优势，为城乡居民提供个性化的出行服务，赋能我国道路客运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转型升级。以帮邦行为例，其通过整合分散车辆，按法定合规标准实现三证合一，为用户提供城际间、城市范围内安全的出行服务，还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其新能源定制出行已累计突破一亿公里。

2.1.3农村客运需求新变化

据2021年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931元，增长10.5%。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活场景的多样化，村民外出的意愿和需要均有所增加，农村客流出行呈现新特征。一些地区建立产业园区，村民可以就近工作，出现稳定的通勤需求。一些乡村旅游热潮不断，城乡间人员流动显著增加。一些农村大力发展电商，城乡之间货物运输总量显著增加。农村地区医疗水平有限，慢性病患者需定期赴镇、县城、市区就医的特殊需求。新形势下，农村居民出行呈现出品质化、个性化服务需求特征。

2.2农村客运服务的短板

2.2.1客运供给单一，质量不高

我国的农村之间差别较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因地缘关系，较易获得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服务，城乡联系性较强。而偏远农村则因区位因素、客流弱，公共交通供给薄弱，村民生产生活出行不便。在有限的公共财政支持下，农村客运服务只能满足基本的“有没有”，无法顾及“好不好”。可概括为，市场供给质量不高：表现为候车时间长、出行体验差；供需不匹配竞争不充分：表现为公共财政负担重、企业经营亏损、村民个性化出行需求得不到满足。关于农村客运市场供给方面的研究很多，刘川[1]认为，我国农村客运领域低端供给、同质供给、无效供给问题十分突出，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厘清，政府越位、缺位、错位问题也有待深入分析，从供给侧对农村客运服务的供给机制、方式与路径等开展研究。冯旺[2]研究了农村客运发展存在的问题，建议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等手段优化运输组织，解决供需不对称问题。曹晔[3]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农村客运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这些研究都为提高农村客运服务水平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2.2.2安全监管手段单一，效果不佳

目前，农村地区交通安全管理和宣传工作主要通过派驻两站、两员完成，安全监管效果不佳，村民在迫切地就医、就学出行需求和有限的出行选择、薄弱的安全意识共同作用下，可能会选择搭乘黑车、超载车、报废车等，导致交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周一鸣[4]等人对农村客运安全发展面临的挑战、问题进行了数据分析，研究发现2015-2020年农村客运责任事故数和伤亡人数呈上升趋势，其中驾驶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因素。亟需丰富安全监管手段，以提升监管效率。

3农村客运服务优化策略研究

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增城区农村客运现状提出通过丰富服务模式、细化政策引导、创新监管手段等措施来优化农村客运服务。广州市增城区面积为1616.47km2，由7镇6街道组成，含行政村285个和居委会71个，城乡二元结构明晰，城乡融合试验区，产业鲜明、农业特色突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增城区自2018年开始采用公交TC模式，并持续优化公交线路，目前已开通75条公交线路，覆盖100%的镇村，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增城区已启动建设交通行业数据共享平台和农村客运（公交）信息化平台，可汇总交通相关政策、企业运营数据及客流信息，具备行业信息化管理基础。

3.1丰富服务模式，优化供给服务

3.1.1基于出行距离提供差异化服务

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增城区村民生产生活场景分析，根据出行距离分为城际出行、城区（县）内出行、乡（镇）区间出行、村组间出行四个层级，根据出行距离提供差异化服务。城际出行距离远，则可采用互联网预约平台、长途客运班车服务模式。城区（县）内出行较远，则可选择城乡公交出行。乡（镇）区间出行距离较近，则可选择短线公交、镇级组团间公交或定制交通出行。村组间出行距离近的，可自备电动车或个体参与提供出行服务。

3.1.2基于生产生活场景提供个性化服务

本研究通过观察广州市增城区农村的生产生活场景，梳理出行需求，并对应提出可选择的客运供给服务。农村生产场景主要包括种田、赴产业园通勤、购买农资、修理农具、出售农产品等。农村生活场景包括：就医、就学、探亲访友、购物、经商、娱乐等，基于不同生产生活场景提供个性化服务方式。场景一：慢性病老人、孕产妇、幼儿就医出行，往往较为紧急，可由个体承接（家门--医院）。场景二：学生就学出行，具有分散居住、经常性、定时定点的特征，可由校车或个体承接提供出行服务。场景三：农业园区工作者，日常通勤，具有经常性、定时、定点、分散居住特征，可由园区自备运力或个体承接提供出行服务。场景四：乡村旅游出行，季节性、周末节假日较多，可依托旅游线路定制服务、旅游公交专线提供出行服务。场景五：村民、商贩，出售农产品出行，具有季节性，可由组团内个体承接提供出行服务。场景六：出差/务工人员城际间出行，具有快捷、准时长距离的特征，可由预约出行提供出行服务。个性化探亲出行、休闲娱乐，可由个体承接或常规公交车提供出行服务。

3.1.3基于分区组团模式优化供给

为进一步挖掘农村地区已有的市场资源，通过划定组团，整合空间上较为接近的农村地区机动车和司机空闲时间信息，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供需在时间、空间等维度的有效匹配，进而提高农村客运服务供给效率。其中村庄组团内，利用富余机动车资源，解决10分钟（或10公里）以内的短距离出行；通过乡镇资源共享，解决30分钟（30～50公里）左右的出行需求；通过网约车平台或长途客车，解决50公里以上长途出行。划定分区时，不仅仅按行政区划，还要计算两村之间的实际行驶时长，以便快速反应，控制返程空驶里程。考虑到农村地区老人、小孩、妇女居多，对信息化技术掌握不到位，通过组建由政府、乡镇、村委、平台管理方和签约驾驶员构成等多层级宣传体系，并驻村提供信息化服务，开通一键下单、电话预约服务，公开资费标准，开具收费凭据等措施，便于村民使用。

3.2完善市场机制，细化政策引导

根据广州市增城区农村客运现状，本研究提出构建“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公交TC模式）+个体参与”的多元供给模式，通过界定各方责任，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让农村客运回归市场供需关系本质。政府作为主导方，负责制定管理制度、价格补贴政策、申请流程和机制，负责从业者信用管理等。企业运营：公交企业负责常规公交线路运营，依据成本向政府进行申报补贴，以此实现“票运分离”；互联网平台提供城际间客运服务，发挥大平台优势，为农村客流提供绿色安全快捷的运输服务。个体参与：充分发挥参与个体多而散的特征，按村庄空间相邻关系划定组团层，整合组团范围内富余的机动车、驾驶员资源，招募其注册参与，通过审核后，平台按出行预定派单，驾驶员为乘客提供个性化的出行服务并获取收益，与公交线路、城际客运形成市场差异化竞争。为了使该模式能够落地实施，还需要细化政策，引导市场主体从业行为，包括市场准入条件、定价策略和管理制度等。在市场准入方面，可规定驾驶员技术、信用记录、车况等方面的要求，从源头上排除问题车辆。在定价方面，可由政府出台指导价，促进公益性补贴与市场竞争的融合，将补贴额度与订单挂钩，补贴额度与车辆能耗类型、客运服务满意度、运营安全、信用评价结果等因素挂钩政策，引导市场自主选择清洁能源车辆，绿色低碳出行。还可制定客运服务评价标准、奖惩机制、营运规范等制度，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收集乘客反馈，给予乘客评价权。

3.3加强信息化监管，提升安全监管效果

目前，广州市增城区已启动建设交通行业数据汇聚分析和共享平台建设项目、农村客运（公交）信息化平台（2022年），具备较好的信息化基础。本研究提出在增城区已有的信息化基础上，通过增添模块，实现准入审核、运营监管、安全管理、信用评价、服务评价、奖惩措施的全覆盖全流程管理。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农村两站、两员可将各类交通主体的违章信息上传至管理平台，实现对运营单位、出行者、从业人员全覆盖监管。通过平台严控从业人员场准入条件，收集车辆安全性能、检修数据、技术状况、运行时长、运营时间等数据，实现全程监控。将信用与派单量挂钩，与信用广州平台数据对接，对交通参与者实施联合惩戒，以此来增强交通参与各方的守约意识，破解农村地区交通安全管理难点，创新监管手段。乘客评价从价格、服务水平、安全、守信等维度展开。价格维度：从收费公开透明，无额外附加费用等角度评价；服务水平：从态度、准点、驾驶技能、车辆维护情况、车内卫生情况等角度评价；安全维度：从遵守交通规则，无超员载客、超速行驶、违法载人等角度评价；守信维度：从守约、履约情况展开评价，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

4结论

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增城区农村客运现状，提出基于出行距离提供差异化服务、基于生产生活场景提供个性化服务、基于分区组团模式优化供给，并通过完善市场机制，细化政策引导、加强信息化监管等方式，为解决农村地区客运服务普遍存在的市场供给单一、服务质量不高、安全监管手段单一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刘川.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客运的价值认知和治理建议[C]//.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6城市交通规划），2021：105-111.DOI：10.26914/c.cnkihy.2021.037334.

[2]冯旺.农村道路客运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8.

[3]曹晔.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客运市场实证分析——以内蒙古地区为例[J].财经理论研究，2016（06）：45-54.DOI：10.13894/j.cnki.jfet.2016.06.006.

[4]周一鸣，庞清阁，常馨玉.交通强国背景下我国农村客运安全发展面临的挑战、问题与对策[J].交通运输研究，2022，8（01）：

作者:赵文燕 张世光 杨卓龙 单位: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交通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