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

1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平反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2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质疑很多，不过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科学方法类型的，二是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问题。这是两大相关联的问题。涉及到科学方法类型的主要是，很多人仍然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具有逻辑性强、可预测性和清晰性的特点，因而它们可以采用数学工具和实验检验的手法，客观性似乎更强。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则不具备上述特征，特别是人文科学更差些。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该搞清楚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具体学科的方法，二是一般科学方法，三是哲学层次的方法。具体学科的方法最具有个性，它可能只是被某个学科所特有，企图在这个层次追求统一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应该在后两个层次去追求统一要相对容易些，比如前文所说的中医学中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基础，它为中医学既提供理论基础，又提供哲学层次的方法，这种哲学方法就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系统论等一般科学的方法几乎可以为所有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系统论最初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是一个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以我们还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统一。其次，人文科学的可预测性和逻辑性确实要差些，这是一个事实。不过，由于自然科学率先走向了科学化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远比社会科学大的成就，因而人们已经形成了对科学形象的思维定式，似乎逻辑性和可预测性等只有达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程度才能称为科学。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可预测性也不一样，甚至连物理学内部也做不到同样的可预测性，不然就不会有几率论和决定论之争。当然科学正是为了寻找规律，规律要求有可预测性，否则不成其为规律。我们只是要求改变对规律的机械看法，允许不同的事物在规律的可预测性上稍有区别。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两大科学的统一问题，既涉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涉及到认识意义上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律和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同的，人们只能得出对规律的近似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虽然同属物质世界，但是两大物质系统的确各有个性，因而我们既不能要求两大物质系统的规律在某些性质上完全一样，也不能要求在认识方法上完全一样。此外，关于说明（explain）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理解或解释（interpret）方法适用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问题，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观察渗透理论，任何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同样必然具有前见，同样拥有解释学循环，这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且说明方法不为自然科学所独有，理解方法也不为人文社会科学所独有。总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是在多层次多视角上的有差别的统一，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全吞并另一个，也不是完全等同。

作者：沈云龙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现代化视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

一、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应有不同的思想理论

它们为现代化进行辩护、论证，提供思想理论的支持，或为现代化进程出谋划策，规范典章，或对现代化进行批判抨击，揭示其弊端。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既有快速发展，也有危机滞缓。西方民主政治和法制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经济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是互动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洛克等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学说。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延续至19世纪初（法国、英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尤为凸显），不断激励人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60－1894）”，但被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所中断。康梁变法（1895－1898）实际上是一次推动现代化的维新运动，但被封建王朝扼杀。20世纪初辛亥革命（1911）之后，中国再次面临现代化机遇，但是，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日本侵略战争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一系列的探索、挫折、失败之后，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型的计划经济到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转折，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前茅，政治和外交能量已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举世瞩目。现代化使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是当今世界发展中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被侵略被奴役到独立自主，从被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现代化，经历了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花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中下叶）。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竞相实施现代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的实质还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现代化引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孤立地实施，不可能与全球化分割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接受国际经济秩序，受制于种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而这些规章制度又都是由现代化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中国又决不追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也决不重蹈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具有极大的探问求索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现代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两方面最值得重视，一是大量资源的消耗，一是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价值的低廉。对资源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资源（如油气、矿产、木材等）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力的低廉导致相当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缺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种种社会问题凸显，恶性事件频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突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中国和世界各国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危机、错综复杂的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任务。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现代化的进程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实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重）。所有制是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必定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双方又处于同一经济环境之中，遵守共同的规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着互利双赢的可能。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合作共赢与对抗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当探索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矛盾双方看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表明，矛盾双方并不都是这样，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支配，将西方文明、欧美的生活方式看作最先进的，应当取代其他文明。这种历史观文明观的核心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在西方文明观价值观支配下，对中国在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种种疑虑乃至反对和敌视。中国开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很远。从历史久远和实力、经济发达程度来讲，欧美现代化无疑占据优势，然而其弊端和矛盾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更突出和严重；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在力量、发展程度上远不如前者，而其展现的勃勃生机让前者无法比拟，但迄今中国依然未能避免类似欧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欧美国家从现代化开始就高喊公平正义，历时数个世纪也未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迄今也未完全做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远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当前，我们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

二、现代化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的历史是这样，现当代同样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的道路以及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探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与各国的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周边环境、文化习俗等都密切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以前那样用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可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市场，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实现现代化必定是在一个国际关系之中，决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因为资本和市场按其本性就是要增值，要扩展，决不限定在某一点上。现代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态势和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里涉及大量重要的国际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记忆犹新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其中的许多前因后果、内在的外在的条件、偶然的和必然的联系等都还有待研究分析，揭示真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继续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一体化（欧盟），中东的战乱，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当今全球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关，又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利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通过实践去求索。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还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中的大量问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讲述人文社科在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先就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再从中提出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谈人文社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开发索取利用自然界，更要治理保护培育自然界，还要防范大自然对我们的侵害袭击。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灾害频仍。联合国论坛专家疾呼发展绿色经济，称“气候变化危害远超金融危机”。联合国报告称：全球3千多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文汇报》2009年10月28日）我国并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而神奇，另一方面却是陆地、海洋、天空全方位地出现危及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灾害。一方面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无论无机界还是有机界，植物、动物、人类，不断面临新的威胁。在科技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同时重视科技的正确应用，否则，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与科技同行。撇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凭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显得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化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社会生活的外延和内涵也愈来愈宽广和深化。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个性得到超过往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要高得多，个人的社会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提倡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又被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规章制度连结在一起，须臾离不开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联的有机体。为使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健康协调地运作和发展，现代人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法规、条例等，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可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方面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

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划清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任何规章制度的制订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动机、理由、原因和可操作性，也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影响、效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一目了然。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品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执掌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必须更高。因为任何所有制必须有载体，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权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公有资产和财富的代表，对于公有资源（资产）和财富的分配、调节、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治、业务、道德、思想、文化水平和素养直接关系着他们执掌和运用权力的水平和状况。无数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的素质问题密切相关。提高人的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权者和管理者的政治、道德、思想、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各种素养。权力的运作无疑是贯穿于现代化各项事业的核心和关键，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财富和性欲，它们构成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

权力、财富和性欲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它们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财富成为突出显要的问题，由此也使权力和性欲问题凸显出来。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三大问题的浮现。西方社会对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过探索、研究，但均未达到成功解决的地步。在中国，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缺乏探索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未敢正视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揭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权力、财富和性欲三大问题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前所述，现代人生活在由各种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也正是权力的体现。因此现代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由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改革和转型，就是使权力的运作能推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力从本质上说应体现公共利益和意志。权力及其运用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权力由谁来执掌和行使及其是否正当合理公正的问题。权力的确定和运作的范围、限度，它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确立和实施，是当代权力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的核心问题。当代世界普遍采用民主制度来规范、健全权力的运作和使用。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民主制的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会引起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社会中，同样要确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防止或制止霸权、强权等不正当不公正权力的实施。

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公正合理应是财富分配的最基本原则。但是，怎样才能公正合理，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即使在理论上也未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至于在实践上公正合理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据报载，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30日）在各国内部因财富分配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复苏期的2009－2010年，“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朗咸平《谁来拯救世界经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社会不均衡差距的指标）达到0．5，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17页）财富分配制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个人获得财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或脑力、知识、技能，等等，按理，这是最公正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方式。问题在于在衡量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价值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合理。另一个是凭借资本，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凭借资本获利尽管有一定风险，但其获利量要远超过凭借劳动所得；而且凭资本获利已不限于“资本家”，因为凭资本获取高额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新知识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凭资本获取财富是否公正合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权力谋取社会财富，即“以权谋利”、“权钱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事实。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谋财途径最易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愤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之一。财富分配制度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究竟如何分配。

应该说无论偏重哪一方都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富国与富民应该统一，但在实践上达到两者一致并非易事。藏富于民可以说是普遍的共识，因为民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包括教育文化等），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富裕起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注重富民而忽视了富国，那么，必定会削弱社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削弱军警等治理社会的力量，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之，聚敛财富于政府，可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城市出现崭新面貌，取之于民的财富可以返回来服务于民，利于民。但是，政府利用财富兴建各种“项目”，也往往成为不良分子腐败的良机，尤其在缺乏严格而科学的管理、监督、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令人堪忧。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政府的开发项目如何确立、权力的行使如何顺应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官员的意志愿望能解决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所谓性欲问题，指的是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要求、性活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人类得以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有很大的进步。

但性欲及由此引发的性暴力、性犯罪、性疾病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有增无减。在现当代社会，性欲活动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性交易的红灯区已成为合法的商业区。是否允许性交易成为合法的经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看法做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用空泛的话语代替切合实际的措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性欲问题与财富、权力问题的密切关联。性活动日益商业化，已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畸形的产物。性欲与权力的关系古已有之，少数统治者曾经利用手中权力在性欲方面享有种种特权。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类特权已被取消，但性欲与权力的关联并不因此而终止，而是变得更为密切而广泛，使得性欲问题具有了政治、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利用两性关系争权夺利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当今世界出现的女性主义、女性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中权力与性欲的关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有相应的社会思潮，包括各种理论学说等。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出现而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19世纪中叶诞生并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它们依然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股最强大的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不过那时的“自由”思想还未成为“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人性解放、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现代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西欧社会推翻封建专制、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产生形成的，源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同时代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为西方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说”，卢梭（1712－1778）的人类平等自由说，孔多塞（1743－1794）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历史哲学，等等，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8世纪80年代美国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民主派领袖杰斐逊（1743－1826）的《独立宣言》（1776）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联邦派领袖汉密尔顿（1757－1804）设计制定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之路。他们把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主义传播到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了实践。

19世纪堪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现代化呈现繁荣兴旺发展的局面，自由主义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了为现政权和现成政治秩序服务、辩护的思想工具。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并总结了民主制，提出民主制国家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问题，指出民主制条件下对自由带来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意志”、“多数的权威”尤为引人关注。他强调要防止民主国家借多数之名扼杀个人自由；指出绝对权威无限权威都是危险的，一种权威拥有无限权力，就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的观点影响至今。当然，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和密尔（1806－1873）。他们打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旗号将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推向高潮。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和内涵，但都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即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基本出发点，是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虽然不排斥集体和社会，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要以社会制约政府，不能让政府主宰社会，社会人群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提出对权力进行限制、牵制、制衡。主张人格平等，宗教宽容，多元文化，等等。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5）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终结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放任自由主义，形成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主张。强调“货币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凯恩斯主义那样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批评20世纪近数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扩大，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坚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并促进人们自由的天然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机会平等，使用强力推行平等将毁掉自由，一个社会把自由放在首位将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将古典放任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诸多实践哲学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代表和著作。诸如哈耶克（1899－1992）、奥克肖特（1901－1990）、阿伦特（1906－1975）、波普（1902－1994）、伯林（1909－1997）、布坎南（1919－2013）、罗尔斯（1921－2002）、德沃金（1931－2012）、诺齐克（1938－2002）等等。其中尤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最为出众。罗尔斯并不认同功利主义，而以新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阐释正义原则。他强调正义的至上性，称正义是法律和制度、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标准。达成正义原则的“原始协议”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原始协议下的“起点平等”是一种假设，而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来就处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地位，经过“审慎思考”，通过对各种正义观的“反思的平衡”，形成道德和正义判断。他强调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与自由密切联系，形成“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他在晚期针对西方多元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提出正义是合理而广泛包容的各种学说“重叠（交叠）共识”的焦点，以此来解释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自产生起还不断遭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和挑战。早在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就从保守的立场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平等和抽象的天赋人权，是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施密特（1888－1985）和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也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思想家。晚近30多年来，麦金太尔（1929—）、查尔斯•泰勒（1931—）、桑德尔（1953—）等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但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当代美国思想家弗莱西斯•福山甚至声称，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这种看法遭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是有影响的。

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6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三大思潮，这三者之间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渗透融合，是20世纪、21世纪乃至以后更长时期我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内涵。笔者曾把这称之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三角”（《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当然，不能将这三者等量齐观。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被中国共产党用于进行一场极其艰难复杂的社会革命、改造和建设，并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历史、思想史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从学术研究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和思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依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时代赋予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和职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目标则是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两者无疑是根本对立的。从现代化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演化而来的两种思潮。数百年来，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论证、辩护、谋划，其中也包括尖锐的批评、抨击；马克思主义则肯定现代化而反对、否定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道路和目标。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而资本主义的体系、制度出现了严重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前景黯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经历种种挫折失败之后，终于在中国生根结果，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也遭遇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至今尚未克服的问题和矛盾，道路和途径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口号式的概念性的条文中的词句，而是适应国情世情的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当然有不同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必须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决不能因此而蔑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单否定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是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面对现实面向实际，用辩证的眼光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同一星球上的两大历史潮流，两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方面既有不同的制度、体制、发展方式、途径、目标，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历史观，乃至相互矛盾冲突，但同时又有着共同遵循的规则，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积累了数百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时作为重要的参考。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不是某个国家、民族或某种文化、理论学说的专利品，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产生形成的思想、概念。它们的含义和意义、内涵和外延，它们的表现和实施，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演化发展的，因不同的空间、时间、地域、人群、文化而具有不同的形态、方式，不是用统一的模式铸造出来的，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它们是否正确、得当、合理、合情、合法，不是凭借权威、权力、强力，归根到底要由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来检验。

作者：黄颂杰单位：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政治性分析

一、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

同志、同志和李长春同志的讲话表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把好政治关是我们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具有政治性，因此要求我们把好政治关。但体现在论文主题上的政治性问题大家都警惕性比较高，政治性问题也多能被发现。而分散在论文中隐匿的或非直接点题的政治性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也就更容易造成政治性问题。目前我们对这种隐匿性问题的研究讨论恰恰是最不够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好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对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性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谨慎把握。

二、社会科学论文中常见的政治性问题及其分析

(一)有关主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介绍，包括它的文化、条例规定等，这时可能会出现无意识地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的褒扬倾向。社会科学论文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一项条例或规定可以提出参考借鉴的意见或建议，但参考借鉴意见或建议不能等同于对资本主义整体社会制度的褒扬，这时的话语、用词要特别注意掌握分寸。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有鲜明的主旋律立场，应该多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应该传递正能量，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应该体现我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宗旨。因此，社会科学论文的主旨应该是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应该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对资本主义整体制度应该是否定的。对此，编辑人员要懂得“讲政治”，要学会“讲政治”，要有正确的信仰，要有政治责任感。

(二)有关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进行引用，甚至是使用引号的引用。引用时有的出现与原话或原文不完全相符的情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不但是有关尊重的问题，而且涉及意思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问题。通常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词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甚至贯穿了政治思想、政治方针和政策，引用有误就可能引起原意的改变，造成误解或被敌对势力所利用。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一定要确保其引用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著作字字准确无误，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做事要特别认真的要求，编辑人员也要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

(三)有关政治口径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例如有一篇论文使用了“统治时期”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人民民主政权，不存在个人统治。“统治时期”的说法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不一致，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造成不好的影响。对待此类问题，要做到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除去主观意愿以外，写作者以及编辑人员还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学习，多读书看报，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保持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口径一致。

(四)有关台湾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些涉及台湾，把台湾无意识地划到国际或国外范畴。有的在按国外、国内分标题讨论问题时，误在国外标题下讨论台湾。有的在提到国际问题时，错误地包括台湾。例如谈到国际交流时，包括了与台湾大学的交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社会科学论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把文献分为国内、国外文献分述，这时若含有外文文献，很容易就把台湾作者的外文文献划到国外文献中。通过对社会科学论文的不断总结，本文建议对这个问题，可以回避国内、国外的划分方法，代之以采取中文文献、外文文献的划分方法。这样可以确保划分无误，也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与表达。台湾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因此社会科学论文涉及台湾时应做到表述严谨，这就需要写作者及编辑人员加深对台湾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时刻绷紧这根弦。

(五)有关传统文化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但说法上却仍然停留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对孔子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等。社会科学论文应该受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必须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要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我们应该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做不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态度，符合历史潮流的态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态度。因此，写作者及编辑人员要知道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及思想，要知道应该歌颂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通过“三贴近”提高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水平。

(六)有关网络材料的使用问题当前社会科学论文中，有的论文使用非我国官方网站下载的资料，甚至包括涉及国家边界的地图。由于这些资料或地图不够准确，有时会使论文出现严重的政治性问题。使用资料时，最好选择我国的公开出版物或政府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这样才能做到资料翔实可靠。因此编辑人员对论文的重点，包括关键的语句或图表，要做重点的核对，有疑问时要向作者问明出处，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水平。

三、结语

同志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同志的讲话为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社会科学论文出版发表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要做到上述几点，社会科学论文的出版发表就应该确保不出现政治性问题。本文提出的目前常见的几种政治性问题还很不全面，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需要大家更多的讨论及关注，并需要大家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作者：王俊和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转型与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

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瑦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

二、社会转型: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

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18－19世纪这一朝向现代性的力量对一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体系的破土或催生作用，也同样表现在对其后继形态、分支学科乃至具体理论的不断革新和塑造。鉴于西方的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一直持续绵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并未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加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东亚国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一会也会说到，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践是现展的另一主轴)，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经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充实、修正和再造。最近一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庞杂、理论越来越繁芜、方法越来越精当，庶几正是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造就的。还是以社会学为例。继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这些经典大师之后，继续凭借变迁或社会转型之主题锻造自己的理论之矛的社会学家不胜枚举。以直接诉诸变迁或广义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为例，它的两种主要形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就分别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事实上，虽然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在社会学及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于冷战时代开始的1950年代。从理论脉络上说，构成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为深远的渊薮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而从现实挑战上说，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相竞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标标准准的“非共产党宣言”。瑨虽然现代化理论涉猎广泛，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不外这样几条:(1)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出发，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现代化的趋同论;瑩(3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自1960年代末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上述主要信条因多种原因受到广泛的批评并陷入困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Madsen)的观点，学术范式的更替，是流行理论、可获得的经验性数据和社会舆论三者互动的结果。就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言，此时，在理论上，伴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失势，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大行其道;就经验数据而言，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发展为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而就社会舆论而言，美国卷入越战及其对这样一个弱小民族的狂轰滥炸，不但导致了战后“美国梦“的破灭，也使得其所推行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一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责它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导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对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世界系统中，存在着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边陲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依附。如此，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西化”过程，自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不断被纳入“中心－边陲”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过程。

同依附论者大多为拉美国家的学者不同，世界体系论的首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虽然和依附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但与依附论不一样的是:(1)它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等级构成;(2)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其中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继续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想象空间。不仅像伊利亚(GilEyal)和赛勒尼(IvanSzelenyi)等人尝试着通过对匈牙利和前苏联等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建构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鉴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既是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国，又都在20世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中做出过令人惊讶的尝试，同时还构建并逐渐固化了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庞大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与前述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所经历的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不更为复杂、更为触目惊心。正是如此，自然使人们深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尽管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除了政治体系在前苏联发生断裂而在中国依旧延续以外，“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则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更为稳健并富有连续性”。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吸引了包括伊利亚和赛勒尼在内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如《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篇巨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强劲动力。认真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上述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样，具备着普遍的理论蕴含和独特的学术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或普适性: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一如其转型的起点高度计划和集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也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反应一样。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考虑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瑑我们更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某种普遍价值。如果这种普遍价值不能获得有力的证实，中国的转型及其经验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消解西方文明所鼓吹的绝对普世性。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就像西方新老殖民者曾经以及还在做的那样)。鉴于发展和转型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哪怕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在与中国转型或变迁的相似性之外，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申明中国转型的普遍意义是以承认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适性，才能确立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并真正破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我们曾经论述过，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具有普适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

问题只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或普世意义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由此，我们不但不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且意识到，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那么这种转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之时，也在经受历史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能够想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朝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能够从这种转型的独特性中获得同样独特的学术意义。

三、理解变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目今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去说明，如何理解当下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如何通过对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独特解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近年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总结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学术“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虽然中国学者广受雷默之启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但鉴于中国的一切远未定型，因此他们最初相对谨慎地选择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瑑瑨接着，在进一步的疑虑和批评之下，瑑瑩最终产生了更为中性和谨慎的“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们多次陈述了“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1)“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2)“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3)“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4)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将中国研究之成果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产儿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此后，在1970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

尽管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与上述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有着某种前后一致的学术继承关系，今天讨论的诸多主题如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都已有所涉及，但我们还是需要说，由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先来看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尽管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但显然1980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海外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会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如果说30年前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那么，今天像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自然更令人难堪。而就可能性一方而言，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不仅“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国学者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普适性的一面，这都有利于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中国化。

再来看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面广，原有体制的刚性十足，现行改革的均衡性不够，中国的改革或社会转型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或“深水区”。我们曾经论述过，因为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欠缺和执政理念落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贫困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越轨与犯罪)与西方世界曾经遭遇的问题相比，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现在，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作者：周晓虹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类社团的管理

一、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一）和谐管理理论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组织内外不确定性的环境，1978年以来，我国学者席酉民及其研究团队对和谐管理思想进行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和谐管理理论已经逐步构建为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等为核心概念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1.和谐管理的含义管理活动总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或者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特定的管理问题或者任务受到组织目标、资源、成本与时效要求等内外环境的约束。和谐管理是指组织为达到其目标，在变动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及利用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其中，和谐主题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在人与物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问题。在这一新认识论的指导下，和谐管理将放弃传统管理理论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基本框架，而成为紧密依赖于环境的“围绕和谐主题的问题解决学”。2.和谐管理的基本内容（1）和则与谐则和则与谐则是和谐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则”是从“和”概念派生出来的一套人嵌入组织的规则或主张。它们是用来应对组织中“人的永恒的不确定性”的专门装置，以调整人际间的“共处”，人群间的共处，乃至组织间、组织与社会间的共处。“规则、契约、文化、舆论、社会观念等等”是这些装置的现实对应物。“和则”主要是为了不确定性的消减。“谐则”是指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方程”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目标下去追求结果的最大化。它可以是结构，也可以是过程或流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其主要特征在于确定性中的效率问题（即优化性）。和谐管理理论的双规则，是指“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优化设计”是通过设计符合系统内在规律的人的行为路线，物的有效配置，使得系统更为协调与匹配，表现出更高的秩序，类似“谐”。组织中人的“和睦、融洽、同心共济”是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前提，类似“和”。因此，和谐管理理论把“优化设计”对应“谐”，把“人的能动作用”对应“和”。于是，把“谐则”界定为“优化设计”的机理、规律、主张等，把“和则”界定为“人的能动作用”的机理、规律、主张等。（2）和谐机制和谐机制是指“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的机制，是“和则”与“谐则”耦合后形成的能反映组织内在规律且具有对环境应变能力的机制。“和”是指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只有当两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一步确定性和优化性”的必要时，“和谐主题”才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管理问题，如图所示。在这一过程中，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均会或应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和则、谐则变化可能是阶段性的；和则、谐则曲线表示，和则、谐则无论如何变化一定是围绕“和谐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图1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关系图

（二）运用和谐管理理论加强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意义

和谐管理理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对于组织管理的认识途径，不是已经疲于解释管理现实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而是组织在“和谐主题”下的“问题的解决”，而“优化”和“不确定性消减”的并置，使和谐管理理论解释力的广泛性达到了传统理论所没有的高度，因而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它对于社科类社团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社科类社团创新发展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的和知识类组织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社科类社团要发展，就必须从现有的管理思维、方法和机制上予以突破。200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要“转变管理方式，增强活力，壮大实力，形成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要求，“和谐管理”理论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来的经实践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是综合普适性和局部性管理原理的管理理论，运用和谐管理理论是社科类社团管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发展。二是发挥社科类社团自身优势，激发活力的需要。大多数社科类社团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多年来社团组织领导和活动计划开展已形成了依靠业务主管和管理单位的惯性思维，独立自主能力差，活力不强。面对复杂多变化的外界环境，利用和谐管理“和则”原理，才能充分调动社团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和谐管理机制”，形成管理效率和绩效，激发社团活力，提高应变能力，才能迎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三是优化社科类社团发展环境的需要。社科类社团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力军，成为社会压力的“减压器”和“缓冲阀”。但自身各项服务社会功能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适应社科类社团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只有通过和谐管理的“谐则”原则科学建章立制，才能充分激发社科类社团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更大的贡献。

二、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社团革命”，各类社团迅猛发展。受其影响，我国各类社团曾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社科类社团数为68639个，其中：部级社团557个，省级社科类社团4842个，市（县、区）级社科类社团63240个，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26%，占全国社团总数的48%。社科类社团发展规模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科学的强与弱密切相关，其占社会组织总数的比例不尽相同，大体在20%-30%之间。从中央、省、市、县社科类社团分布情况来看，是呈金字塔状态，越往下社科类社团数量越庞大。但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社科类社团重数量扩张、轻社团质量提高，重发展规模、轻监督管理，重业务联系、轻法规培训，致使社科类社团出现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1）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有依赖性思想。改革开放后，党委、政府逐渐从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领域退出，鼓励和支持一些社团建立和并承担一部分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由于这类社团是由上而下从原党委、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原来的行政性运作方式的惯性作用太大，致使一些社科类社团保留着较浓厚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社团行政化”特征仍然相当明显。一是社科类社团有的是原党委、政府的翻版机构，承接着某些政府工作职能，对所属成员有强制性的管理权；二是社团大多数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其正式工作人员基本来自党委、政府部门，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三是经费来源于原党委、政府的拨款或行政性收费，其业务多来源于指定，其活动宗旨主要是对党委、政府负责，而不是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如一些地方的一些政法或司法系统的学会或协会就是如此。正是这些“社团行政化”特征，导致社科类社团对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单位产生了依赖性思想，也不利于社团学术研究独立性的发挥，其先天的不足十分明显。

（2）社科类社团干部思想观念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团运行方式开展工作，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办社团的办法不多，思想不解放，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3）社科类社团联合攻关能力不强，学术资源、人才资源整合不够；精品力作与传世之作不多，学术成果转化性差；围绕中心，把握大局，服务当地党委、政府决策力度不够。

（4）社科类社团干部队伍建设滞后，部分社团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后继无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从事社团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有能力推动社团工作发展的高级人才。

（5）有些社科类社团背离学术性社团宗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出现经济方面的问题。

（6）社科类社团组织管理工作不到位，自律性差。有的社团内部议事规则不完善、财务管理不规范、章程履行不到位，存在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问题；挂靠单位对社团的管理和指导不力，社团活动随意性较大，存在管理弱化的问题；社团凝聚力不强，过分松散，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对其管理不严，存在管理失控的问题。

（7）管理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级社科联对社科类社团的管理地位，国家没有成立中国社科联，地方社科联尤其是县级社科联组织不健全，部级社科类社团和一些市、县级社科联分散在多个不同的业务主管单位，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因为忙于自己的主业，往往没有精力或不愿意对挂靠的社团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造成一些社团各成体系、独自活动、管理不到位、违法违规问题时有发生，这种对社科类社团的方向把握、科学管理、组织协调、学科建设、整合资源是极为不利的。

（8）社会支持不力。社科类社团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应有认可，社团得到社会资助和捐赠不多。更缺少像国外一些由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基金会支持的有重大成果和影响力的社团组织。从以上情况综合来看，社科类社团发展面临着主要是自身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改变和制度、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的问题，可见，要实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目标，应该根据当前形势和要求，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提高认识，加强党对社科类社团的领导，进一步规范社团管理，整合人才资源，促进社科精品成果产出，为繁荣发展哲学社科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了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央接连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推进科学管理，健全完善包括组建县（区）社科联组织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等方针，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成为了当前社科类社团发展的和谐主题。如何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特别是“和则”和“谐则”思想规范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对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工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和则”与“和谐主题”一致性分析“和则”与“和谐主题”具有一致性。“和则”适应“和谐主题”是其内在的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和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各级省委、市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各级社科联领导班子得到了优化、社科类社团活动经费得到了补充，“两会”委员的社科专家代表数百分比得到增加，党委、政府的决策也注意听取和采纳社科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社会学术氛围日益浓厚。中央一些新闻媒体、网络，纷纷开设学术专栏、专版；在网络媒体上开设学术理论网站，如：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民网理论频道、求是理论网、新华网理论频道网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咨询论证会比较“热”，广大社科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术观点、学科体系、科研方法讨论与创新。一些高校在开设公共管理课程中，将社团问题作为专题进行研究，一些有关社团管理的教材相继出现。三是社科人才不断涌现。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者、青年理论人才加入到社科类社团，其中不少教育科研单位的党政领导和企业家也直接参与社团的领导工作和学术活动。

2“.和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抓机遇，转观念，夯基础，求发展”的和谐主题对“和则”要求是：党委、政府重视，社会扶持，自我发展和自律意识强，活力旺盛。“和则”的现状和前面提到社科类发展存在的问题来看，社科类社团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必须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建立激励机制，形成团结和谐、开拓进取的发展局面。一是形成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撑与引领作用。社科类社团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又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线。社科类社团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二是树立大局和时代意识。（1）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各级党委宣传部要将各级社科联工作纳入宣传思想战线工作之中，总体规划社科联的工作，加大对社科联工作的指导力度。社科类社团在开展学术研究、理论研究、科学普及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思想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自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防止发生色变，成为主流意识的捍卫者。（2）按市场规划营作意识。社科类社团必须要抛开依赖政府、行政化发展思想，创新思维，独立自主，运作市场化。社团要正确处理好营利与非营利的关系，防止别人打着社团旗号谋取私利，严重违法违纪。三是建立建全激励机制。设立“国家最高社科奖”及相应省、区级奖项，填补社会科学奖励体系的空缺，进一步激励广大社科工作者勇攀社科研究高峰。各社科类社团也从自身特点出发，进一步设计和形成学术成果转化、评价、奖励机制，鼓励多出人才和精品。

（二）社会科学类社团管理“谐则”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1“.谐则”与“和谐主题”的一致性分析“谐则”是“和谐主题”实现的重要形式。“谐则”是“和谐主题”发展的对策性要求。目前，我国社科类社团发展中的“谐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实行分级、双重负责管理体制。社科类社团既有全国性（中央级）的，又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的、地市级的，更有县（市、区）一级的基层社团。各级社科类社团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但在工作上，上一级社科类社团对下一级有指导关系。（1）分级管理体制。部级社科类社团分别归口各自的业务主管部门，地方社科类社团则在归口各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时，按行业统一归口到各级社科联，成为社科联团体或直属会员。（2）双重管理体制。即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侧重日常业务管理，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从各省、市、县社科类社团运行看，各级社科联是各类社科类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二是建立了章程和制度。社科类社团《章程》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社团开展日常工作。一些理事人数较多的社团还设立了常务理事会。一些大型社团还设立了分会、办事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如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民主议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年检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绝大多数社科类社团能够坚持依法办会，按制度办事。三是形成了学术理论研讨、课题研究和服务社会氛围。社科类社团成立的宗旨一般是以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学术活动为己任的，把学术性是社科类社团的首要任务。随着学科分类不断丰富，社科类社团学术研究成果益见丰硕；开展公益性的科普、政策咨询、扶贫帮困活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做了很多工作。

2“.谐则”适应“和谐主题”发展要求及对策建议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进入全面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社会各界对社科类社团的认同也还处于较低认知阶段。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社科类社团与发达国家的社科类社团相比，还非常稚嫩、非常弱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以美国为例，依然有大约31%的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的财政扶持下开展各种活动的。尽管我国社科类社团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刻变化，社科类社团的发展是呈上升趋势的，发展的空间日益广阔，前景看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跟踪社科类社团发展态势，切实从体制、机制入手，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将党和国家关于社科类社团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是建立健全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工作机制。（1）学术研究和交流机制。营造科学发展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凝聚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为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服务。（2）服务民主决策机制。各社科类社团要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整合科研资源，组织重点攻关，抓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课题研究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也要积极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工作，增强社团发展后劲。（3）服务公共文化机制。社科类社团要常态化的组织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充分分享文化建设成果。（4）学科管理体制。重视学术型社科类社团在推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吸收具备条件的社科类社团中（会长）知名专家学者进入国家学科建设管理体系，组成建设委员会，通过组织学术研究活动，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开展优秀成果评奖，推动学科发展。二是组建国家社科管理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将社科类社团登记管理和业务指导职责由各级社科联统一组织实施。法律应明确授予各级社科联组织对本级社科类社团的管理权限，具体负责社科类社团的申请登记和业务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成立中国社科联组织，具体对部级社科类社团实行统一管理，具体指导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联的工作，统筹规划社科类社团的发展，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组织管理体系。三是实施精神产品购买政策。政府要加大扶持社科类社团力度，出台购买精神产品的具体措施，比如：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购买政策，主要用于社科类社团组织的公益性讲座、政策咨询、社科普及、研究成果评价、扶贫帮困等；实施重大课题招标购买政策，鼓励社科类社团参与竞标，对中标者给予资金支持等等。四是完善社科类社团政策法规。比如:实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制度，褒扬社科类社团的真善美，揭露违法违规行为；允许和鼓励公民、特别是捐赠人对社科类社团的章程、组织机构、活动情况和财务管理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增设“监事会”，负责监督社团资金运行情况，使社会团体活动设计、活动开展严格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出台《我国社科类社团管理办法》单行法规，围绕社科类社团的目标定位、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税收政策、社会捐赠、社会保障、监督惩罚等具体问题，制定配套的法规体系，使社科类社团尽快融入法制社会轨道，依法依规规范运行。

作者：廖翔单位：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

1语料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方法，结合样本定性分析方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间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应用语言学4个学科的社科论文30篇，组成字数约30．9万字的小型语料库(其中教育学8．09万字;心理学7．41万字;社会学7．21万字;应用语言学8．19万字)。论文收集主要根据学科内部专家推荐在本学科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刊载实证性研究较多的学术刊物。这些论文均为实验性报告论文，由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4部分组成。然后，对论文进行必要的加工，删除有关作者的信息以及论文的附属部分，如摘要、致谢、作者简介、参考文献、注释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论文中的公式;图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将每篇论文中的简介、方法、结果和讨论部分剪贴组成新的语料库(其中，简介部分7．31万字，方法部分5．29万字，结果部分7．09万字以及讨论部分11．21万字)。(2)运用软件AntConc3．2展开词频统计，生成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词汇(这意味着这些词汇在每篇论文中出现的次数大约为60/30=2次)，最后所得词汇总数为401个。(3)对上述词汇逐条分析，剔除不包含评价意义的词汇(如一些介词、代词和冠词等)，最后得出含有评价意义词汇128个。其中主要为形容词，兼顾其他词性如名词、副词和动词等，形成了语料库中出现频率大于(含等于)60的评价词汇表。(4)运用评价参数方法，对上述词汇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参见表1。我们重点考察总频率数最高的4种评价类型，即优劣性、相关性、新颖性和规模性评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考察所有的评价词汇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因为所涉及的语料库数据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科和论文内部的评价特征，使用出现频率最高的4种特征也是可行的，因为前4种类型的评价占所有评价频率的54．46%，超过一半。前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及其出现频率参见表2。表2中的词频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出现次数，而“频率”是指该词在语料库中充当评价意义的次数。

(5)对表2中的词汇进行同义和反义词转换或者词性转换，生成表3。这里，只需对表2中部分词汇进行转换，因为表2中有些词汇本身具有同根、同义或者反义特征，不需要进行此类转换。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为这样能够更为全面地收集语料中所包含的4种类型的评价词汇，而这些词汇可能没有出现在表2中。(6)运用语料库软件中的语境共现(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结合定性分析，对表2和表3中词汇的上下文进行细读，删除评价词汇的非评价功能的实例，如词汇new如果出现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评价功能。主要包括:1)专有名词，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惯用法或固定短语，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义词，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词汇充当评价功能的频率，见表中的频率栏。(7)排除非评价意义词汇现象之后，逐一统计各种评价类型在不同学科和学科论文内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较4个学科中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比较论文内部4个组成部分评价类型分布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参见表4和表5。

2结果与讨论

我们将表4和表5中4类评价词汇在学科论文和论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现的频率与各个部分的词汇总数结合起来，得出4类评价词汇在各个学科和论文各个部分中的万字比率，参见表4和表5的万分比栏。然后，我们依据两个表中的万分比数据生成图1和图。可以看出，4种评价类型在4个学科中出现的频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评价最多的是教育学，其次分别是应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可能与学科本身内在属性、研究对象和知识结构有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比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较一致、规范，那么该学科的学术论文中使用的评价手段或者说评价词汇的频率较低;否则，则相反。如自然科学论文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和手段要低于社会学或者人文科学，就是因为后者研究对象更为复杂，而且学科内部理论知识尚不稳定，尚存争议，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各种评价手段来达到说服读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经指出，一个学科内部一致性越强，所使用的评价或者评价词汇越少(Cole1983)。图1说明，相对来说，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比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更为稳定，也就是说，它们的知识界限更为明晰，研究范式更为成熟稳定，所使用的理论更为成熟。

另外，从这4种类型的评价分布来看，社会科学论文中的相关性评价和优劣性评价要远远多于规模和新颖性评价。这表明，社科论文作者更加愿意对于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进行评价，而不是过多地评价研究的规模和研究的新颖性。这体现了学科论文所倡导的价值观，学者更为看重的是学术中的质量，而不是开展研究的规模。从词汇出现的频率看，社会科学中4类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大约为每一万字50个左右，与Giannoni的研究比较，他得出的数据要略大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所考察的词汇数量较少。Grape＆Kaplan认为，“作者在学术论文语篇中使用多种方式来表达礼貌，已经达到说服和评价的目的”。这些不仅可以与学术论文的权威建立稳定关系，而且可以预防来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评和攻击。

从学术论文内部看，讨论和简介部分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也正好体现出这些次语类本身的交际目的。对于学术论文中这4种次语类的特征，Hyland指出，对简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简介部分的3个目的分别是建立研究领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领研究领地。这就意味着，学术论文作者将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策略来避免对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尽力维护语篇社区同行的面子，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对讨论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这一部分将对结果部分的数据进行解释，也是学术论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讨论部分始于对结果的陈述，接下来将会对结果进行评价，其目的是从结果中小心谨慎地提炼出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试图从其他文献研究中寻找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至于结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当地描述数据的收集过程、实验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复制研究过程。结果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它主要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说服读者接受数据的有效性;当然，有时也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陈述和解释。因此，这两个部分在社会科学论文中使用的评价词汇相对较少，评价特征相对不明显。用Swales的话说，“对作者来说，简介和讨论部分是论文中最容易产生麻烦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这两部分所具有的人际特征、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

3结束语

评价体现社会科学论文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情况，劝说同行专家接受其观点，同时避免冒犯前人研究的一种努力。借助建立小型语料库和相关语料库语言学方法，本文描述了4种社会科学论文中的评价意义特征。从评价词汇的使用来看，教育学和应用语言学评价词汇频率明显高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从学科论文内部来看，简介和讨论部分的评价词汇的使用频率也高于方法和结果部分，这样正好体现了各个部分的交际功能和语类特征。本研究无疑为学术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语言学理论指导，加深其对科学论文的理性认识，提高其写作能力。当然，后续的研究还须要增加更多的学科，扩大语料库的规模。另外，对评价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评价对象、评价来源进行细致描写，当然也可以从积极和消极评价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和比较。

作者：郝向利单位：宁夏医科大学

社会科学论文: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一、新媒体时代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1．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幸福观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各项改革开放事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消极、抱怨的声音不绝于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直面和解决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针对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拿出有针对性、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为百姓解疑释惑，使全社会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2．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要实现文化强国之梦，不是依靠少数人就可以将国家的文化做强，而是要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核心性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始终坚持“普及人文知识、传播人文思想、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国民素质”的科普工作宗旨。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特点

1．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互动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和匿名性大大增强，使社会科学普及对象的主体性凸显和理论权威性弱化，交互性成为社会科学普及的显著特征，受众不但随时收听、收看传播内容，而且能够通过新媒体技术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与传者或其他受众产生互动，因此其开放性、平等性更强。

2．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广泛性和辐射力新媒体技术可以海量存储，所以它的传播内容信息量大且丰富。如登陆国家图书馆在线视频就可以随心所欲观看828讲座，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历史、经济等许多方面。而且，新媒体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新媒体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也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辐射力。

3．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更具针对性传统的社会普及工作由于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阅历和文化水平，所以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社科普及。而新媒体技术使受众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和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可以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这样社科普及的针对性更强，普及效率更高。

4．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社会科学普及的社会成本传统社科普及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普及对象的范围还有限，普及时效性也较短，同样的普及内容面对不同的对象还需要重复组织、社会成本高、效率低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科学普及效率大大提高，成本却大大缩减，而且通过新媒体技术还可将普及内容反复使用，扩大了传统社科普及成果的影响范围。当然，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第一，新媒体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第二，新媒体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第三，新媒体传播方式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三、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在社会科学普及中的作用

1．高等学校有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所需的丰富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高等学校仍然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立项数分别为28678项和3826项，其中高校系统均占比86%。高校除了拥有强大的社科研究师资力量，还有朝气蓬勃、富于创新的年轻学子。带有科学普及性质的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区，并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内容的网站———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在2004年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开始撰写科普文章，2008年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期间即创办了果壳网的前身科学松鼠会，果壳网目前开设了MOOC学院、流言百科等栏目，涵盖了科技、人文、娱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科普网站。到2012年11月，该网站每月有600万用户访问，拥有1000名科学作者，在新浪微博拥有近60万粉丝。在物力资源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5所高校拥有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众多的科技馆、文化馆。如大连大学博物馆是大连大学实现多学科文化素质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博物馆于2004年9月正式挂牌开馆以来，现已分别被辽宁省、大连市认定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大连市优秀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10月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高校虽然拥有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的优势，但普遍不够重视，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的关系。社会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科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产品的供给端，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上游。社会科学普及则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处于社会科学研究下游，是消费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方式主要有:第一，公开，出版著作，在报纸、网站等发表文章，通过读者的学习而吸收转化。第二，为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提供资政报告、研究决策等。这两种是目前高校主流的科研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专家学者普遍重视。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高校中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很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有被公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法最终得到实现。由于社会科学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来实现，所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具有长期性，并且是不可或缺。只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科研工作不断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欣欣向荣、永葆生机。

2．高校有着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之际，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2010年11月1日，网易推出了“全球名校视频公开课项目”，首批来自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内容涵盖人文、社会、艺术、金融等领域共1200集课程上线。用户可以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免费观看这些世界级名校的公开课课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些集西方发达国家最高水平的哲学社科类课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烙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我们国家社科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来展示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3．各级政府和教育、宣传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高校开展社科普及工作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在传统观念中，高等学校开展科普宣传工作有大材小用之嫌，教授、专家更多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开展有深度的科学研究，认为科普更多则是科普工作者的事情，他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从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大师亲自参与撰写的小学课本至今畅销不衰可以看出，用最浅显的文字写最重要的文章，很多时候是非大家所不能为的。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社科司面向全国著名学者、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承担过部级及教育部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知名专家设立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两年来先后资助了75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厉以宁、温铁军，顾明远等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的名字。辽宁省、大连市社科联从2004年起组织在连高校、学会等单位，于每年五月举办“社科普及周”宣传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十一届。各级政府部门适时调整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的教授、学者走向社会，为人民群众普及社科知识。这些政策包括借鉴教育部社科普及专项基金的办法设立省、市社科普及专项课题，选取对此工作有兴趣的教师，在其研究的专业范围内、在课题进行阶段完成一定量的讲座等科普活动。另外，在省市各级社科进步奖的评选中，也可专门划出几个名额向优秀的社科普及读物倾斜，鼓励教师在这方面能出精品。

4．应充分调动社会中的社科普及资源，利用高校优秀人才，结合新媒体技术，创新社科普及新模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图讲座，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文津街七号，一流学者的公益性学术讲座，就启迪了众多年轻学子，使他们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现在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图网站开设了在线视频讲座，主讲人或为德高望重、岳峙渊清的学界前辈，或为风华正茂、学术精到的学术中坚，均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截止目前，已推出文津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等系列讲座共828部，其水平之高、范围之广，使如此优秀的文化盛宴为大众所共享。又如，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从2000年8月创办至今已有13个年头，截止2013年8月底，已经成功举办了传统文化、寻找大连记忆、“开卷”市民读书会、市民文化系列、视频讲座5个系列一共75场讲座。再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图书馆利用其先进的设施条件也定期开展外语角、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和家庭教育的热点专题开展了系列讲座，深受家长和学生欢迎。

5．新媒体也应与传统媒体相结合，优势互补做好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媒体不仅仅是信息，还担负着宣传的任务。因为新媒体技术具有传播迅速、信息量大、交互式等特点，而传统媒体则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源，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目前，包括中央电视、各省级电视台都拥有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曾被称为弱势媒体的广播媒体现在因为利用新媒体技术，不再靠单一声音传播，也不再“稍纵易逝”了。由于借助新媒体非但能够与其他媒体竞争，而且还有一定的优势。如大连广播电台的“爱家新主播”，是一档以健康营养和医疗服务为主，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公众理性消费的生活服务性节目，兼顾家庭生活、社会心理、教育成长、人际关系等内容。该栏目就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和微信平台等新媒体技术，广泛与听众互动，及时了解听众动态和社会热点，同时定期邀请高校、医院等专家学者举办听众见面会，使该栏目办的有声有色，成为大连早间最受欢迎的生活资讯类节目。

作者：李杰罗洪单位：大连大学人文社科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服务的建议

1构建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

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大都隶属于不同的社科研究机构，着力于为本单位的社科研究提供信息服务及保障，而不面向社会。加之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图书馆各自为政，馆际间缺少必要的协调，致使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表现出小、散、弱的整体特征，其目前的实力状况与高校系统图书馆和公共系统图书馆相比较均差之甚远，面对当前信息环境变化以及用户信息服务需求的提升，图书馆大多强调提升竞争实力，以实力促发展。然而，基于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如果单纯地着眼于增强本馆实力，期望通过提升本馆绝对竞争能力满足读者需求，实现事业发展，理论上有其合理性，其目标和结果却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共生（Symbiosis）原是生物学的概念，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特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1998年，袁纯清将生物学的共生学说创新成为社会科学的共生理论，他将共生定义为：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共生的本质是共生单元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弥补单一单元在功能上的缺陷。在互惠共生关系中，各共生单元之间产生能量和利益的交换并实现能量增长与共同进化。图书馆联盟是指以若干图书馆为主体，联合相关的信息资源系统，根据共同认定的协议和合同，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工作程序，通过一定的信息传递结构，执行一项或多项合作项目的联合体。资源共享、利益互惠是图书馆联盟所要达到的目的。图书馆联盟作为一种合作性组织，正是众多原本分散自治的个体图书馆（共生单元），为适应今日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而选择的一种最佳共生模式。通过联盟的建立，形成图书馆之间以及图书馆与相关知识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赢策略，致使联盟成员的竞争实力得以整体提升。

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生物圈中的一员，从直观上看，他们之间必然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因此，基于共生理论的基本原理，联系当前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图情服务事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科研创新的全方位、高品质信息需求，我国的社科信息服务应尽快打破馆际壁垒，谋求构建区域性图书馆联盟，走信息服务事业共生发展之路.通过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利用联盟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科研需要，实现事业发展。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谋求构建互利互惠的图书馆联盟，走共生发展之路，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困境，同时亦可与其他共生单元（参与联盟的其他类型图书馆）一起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信息服务事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2设计合适路径以践行信息服务的先进理论研究成果

作为我国科学与专业图书馆的成员之一，开展文献信息理论、方法和现代化手段的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带头践行与推广这些先进的服务方式自然也是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文献信息工作理应走在科研工作的前面，有效发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广、快、精、准地提供信息服务。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需要认真分析、研究自己的专业化特点，适时推出适应时展、符合创新需要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利用先进的服务手段和服务措施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立更为强大的信息服务支撑。近10多年来，有关信息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创新的研究不断迈向深入、走向高潮。虽然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但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方向、服务内涵、服务特征、服务目标已基本清晰，学科馆员制度、个性化服务、虚拟馆藏建设等先进服务方式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然而，综观全局，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实践却远远落后理论研究的进程，例如，特色化馆藏建设、学科馆员制度等一些早已为实践证明适应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服务特点和服务需求的新型服务方法和服务内容，目前在绝大多数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中还仍然停留在计划中、放置于空中楼阁的地位，极少付诸实践。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专业图书馆要尽快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当务之急是要抓落实、抓践行，要设计构建合适的路径，让近年来一直提倡的，在理论上已经思考得很周全，操作性也很强的先进信息服务方式尽快付诸实施，早日发挥实效。

3研究和探索社科信息服务新方式和新手段

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伟大实践，社科信息服务机构同样需要凝聚精神、砥砺图新，发扬改革突破的锐气，深入了解和掌握科研创新动向，抓紧研究探索符合科研创新信息需求特点的新型服务方式，通过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业务创新，切实提高工作绩效，努力开创社科信息服务新局面。

3.1确立服务重心和开展新型对口服务王伟光同志指出“：实施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制度创新。”他强调“：实施创新工程，就是要在用人制度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创新、机构设置创新、科研资源配置方式创新上做好文章。”为了改进科研管理与资源分配方式，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实行的是通过课题形式重组资源和人力，借以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实现科研体制机制的合理化。社科信息服务部门为适应当前科研创新的这种新动向、新特点，应将“课题”服务确立为当前服务工作的重点，针对“课题制”设计开展专门对口的课题服务。开展课题服务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全面掌握本单位申报以及在研课题基本情况，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主动深入重点课题，分析研究其信息需求，指定专人全程参与到重点课题当中，为课题研究提供点对点的信息服务。第二，满足课题研究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课题申报阶段，提供查新服务；课题在研阶段，做好课题信息跟踪服务；课题结题和申报奖励阶段，提供查新及成果引用检索服务等。第三，将重大课题服务成果转化成专题数据库资源。课题服务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专题文献信息资源，尤其当某个重大课题服务项目完成后，其本身就会形成一个专题资源库。图书馆应将这些形态各异、无序的课题服务资源进行有序整合，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形成专题数据库，以丰富本馆特色馆藏资源体系，并形成课题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3.2针对跨学科研究引进新型服务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越来越多的问题又难以在单一学科领域寻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如果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研读它们，却又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都有其局限性。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自身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挑战的重要研究模式，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社会科学的未来是跨学科研究”。最近，中国社科院领导在分析当前科研工作与创新工程的主要差距时，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较为薄弱”列入其中。“LivingLibrary”起源于欧洲，是一种基于“对话”的图书馆新型服务方式。与传统图书馆搜集、整理、提供信息资料供人参阅不同，“LivingLibrary”被译作“图书馆借人活动”，就是因为在这项服务中，图书馆所推出的是被模拟成书的人。图书馆创造机会，让形形色色的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读者通过借阅“真人图书”，相互借鉴，消除隔膜，增加理解和包容。如果从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就是开发与利用储存于人脑中的智力资源供他人分享并造福于人类。针对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社科信息服务可以尝试开展“LivingLibrary”（图书馆借人活动）。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读者档案，为需要提供跨学科服务的科研项目发掘合适的对话与交流对象，创造条件让不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织、整合与利用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智慧，跨越学科界限，帮助研究者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白云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思考

一、打造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

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机制要求必须打造一支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队伍。一方面，应该强化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培养选拔品德好、专业精、水平高的研究者从事科普工作，以科普课题立项、科普成果评奖、科普能力培训等吸引专家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参与;③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兼职人才网络。只有通过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才能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长效性提供人才保障。

二、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

创建丰富多样的巩固活动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实施重点计划和品牌战略，全力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各个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和社科联可以依托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科普阵地，针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个性特点，制订具体的活动计划，开展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活动，争取打造社会科学普及精品。如重庆市设立的“三峡大讲坛”，电视台设置的“人文天下”“重庆掌故”等④已经成为重庆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品牌，同时《改革》《探索》《现代法学》《西南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学术期刊也成为社科普及重要品牌载体。第二，探索多种渠道和活动形式，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建设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利用网络平台整合社科普及资源。第三，坚持社会科学普及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积极培育新的水平高、影响大的活动形式。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专家义务咨询”“科普读物展示”“重庆历史文化行”“中国梦重庆梦”“重庆青年人才论坛”等活动，还可以与出版社、重庆报业集团、广播电视网络等合作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形成强势的普及效果，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常态化和长效性。

三、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

要构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必须重视对社科普及工作成效的积极评价，完善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评价激励机制。首先，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制度，制订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为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奖励提供制度依据。其次，完善多种奖励方式，可以根据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分别采取定向资助和表彰奖励相结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方法，形成系统的奖励体系。再次，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奖范围和精神文明创建评价体系，改变和完善科普工作表彰方法，变“软指标”为“硬任务”。⑤每年都要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而且把社会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著作都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同等看待，可以设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设置单独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奖，通过多种方式奖励，充分调动各学会、协会、研究会、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良好环境的形成，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四、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

为了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必须建立多种渠道的经费保障机制。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社科普及工作正常的经费投入机构，中央和各级政府都要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渠道，社会筹资、单位自筹、利用外资等多渠道的投入体系，不断改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条件。⑥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经费财政拨付机制;二是中央和地方宣传部要建立相应的年度重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经费划拨机制;三是社科联建立相应的社科普及经费筹集机制;四是各高校、党校、图书馆、博物馆、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等各界社科普及单位也要完善经费自筹机制，形成一个多种渠道的经费筹集保障机制，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创建系统协调的法制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的构建，还必须建立完善的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相适应的法制保障机制。《科学普及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将自然科学普及纳入法制化轨道，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立法提供良好的契机。⑦为了推动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有效开展，确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社会职责、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⑧等一系列问题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建立以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为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普及法》，国务院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建立相应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构建一个上下统一、左右衔接的法律保障体系机制，为社会科学的全面普及提供法制保障。除此之外，还应该提高认识，牢固确立社科普及工作的战略地位，努力构建社科知识教材体系，⑨架构省市之间以及与外国之间的社科普及工作经验交流机制等。

总之，要确保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现长效化，就必须从完善领导组织体系机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探索巩固活动机制、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和完善法制保障机制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上下协调左右衔接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普及工作之路，才能让社会科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朱华光单位：重庆旅游职业学院思想政治教研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重建社会科学理论的用心良苦，也可以明确地看到在吉登斯的研究生涯中，他对社会科学现代性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说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是贯穿吉登斯思想的主线。吉登斯为什么这么看重社会科学现代性问题，并且在研究它之前，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反思和重建工作。在吉登斯的眼中，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存在着很多问题和危机的失控时代，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和张扬。科学的快速发展，知识的高速膨胀，使得人们的内心也变得极端自负起来，人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都与启蒙思想家们原先预想好的美梦背道而驰。他们原本坚信，随着人类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科学知识，就能越好地掌控它们，然而危机四伏的社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的预想在尖锐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得苍白无力。

（一）社会科学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现代性这三个字到处可见，使用频率颇高，究竟何谓现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经提及，“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往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现代性时期。”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二）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特点

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现代性和传统承接起来，他也反对社会是持续进化的，这就是吉登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他坚持非持续性的现代史观，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现代史。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独特的，是任何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史明显是断裂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变革也更加具有内在和外延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从外延来看，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也就引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密，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蝴蝶效应，或跨区域影响。就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远在异地的事件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科学现代性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为我们营造出更舒适、安全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双重性，人类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现代性所伴生的种种恶果。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也非常重视探讨现代性的阴暗面。面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不要对这些风险麻痹不仁，相反，人类应该更加积极承担，将风险和危机转化成一种动力。

（三）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维度

吉登斯反对用单一的维度去阐释社会科学现代性，他认为应该多元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和劳动的关系为核心所构成的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因素。其次是工业主义，它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借助技术和工具，生产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械化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领域中的监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这种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最后是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吉登斯对国家统治和军事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填补了过去社会学领域过重关注经济而忽略战争的空白，在现代社会中，暴力工具和工业的结合，使得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威胁也在增多和加剧。社会科学现代性的这四个制度性维度，虽然相互独立，有着自己的特性，却又彼此联系，不可或缺，他们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科学体系和现代社会。

作者：刘琳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詹森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詹森主义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的具体影响：首先，统治地位的政府迫于无奈开始不断地革新，维持自身通知的法律法规，在维持统治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为新兴的思想带来了默许式的承认。但是最终都无法阻止自身灭亡的趋势。然而各种法规的提出从侧面给社会科学现代性带来了新的曙光。

其次，18世纪是启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而由詹森主义带来的论战过程中，公众舆论开始逐步地在我们上层建筑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公众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王权和教会为核心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和教会的统治根基。公众舆论称为一种新的思潮和人们心中向往的新权威。公众舆论代表了国民正当的、无上的需求，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的奠基石。公众开始不断坚信自己是社会和自身生存的主宰者，新的解放式的思想在人们心中开始沉淀，使得社会科学兴起和现代性的形成更顺应潮流。

第三，随着詹森主义带来的争论不断地深入，政治层面的术语开始在公众面前大肆传播，一种政治氛围不断形成，政治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中不可阻挡的力量。新兴起的政治学开始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在吸收中不断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现代性的一个显著趋势（各学科开始逐步繁荣，并且交织着发展）。最后，由詹森主义带来的各种思潮对于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由于基督教神学是存在着一种主宰和被主宰关系的，它长期阻碍了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断向前。受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广大民众在面对宗教和专制皇权的严密统治，开始逐步寻找契机去改变现状，詹森主义（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大众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自由作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重大区别，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形成带来了思想的拓展力量。

二、社会科学兴起时期，詹森主义和王权的论战，演变到最后，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法则，这使得各个学科的规律和法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宽容”在詹森主义的影响下，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性信念。由于人们思想性的不断解放，新兴的学科也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理解，“宽容”成为不同目标或者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目标之间的最好的处理方式，正是由于“宽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四、在詹森运动过程之中，“社会”概念不断在人们心中滋生、发展，“社会”概念开始超过国家的范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样一来，人们对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需要就显得那么迫切。

综上所述，起源于17世纪，在18世纪得以迅速发展的詹森主义，打破了原有人们对王权和神学推崇至上的社会发展模式，詹森主义所以起的争论最终进入公众领域，从而使得人们的思想开始更具现代性，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型的思潮在人们生活的构建，也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发展营造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氛围和平台。詹森主义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革命，毋宁说是个社会的革命，社会科学现代性的革命。

作者：陈昊单位：山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究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

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1如何寻找对话点

笔者评论过的一篇文章以重大体育赛事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的或负的为对话点，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争论源于计算经济影响的方法不同，解决了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王岩的博士论文《职业联盟的经济分析》以前人用交易费用解释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及发展问题为对话点。作者提出交易费用的理论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视为一种“交易”关系，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去讨论职业体育联盟源起涉及到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交易费用是职业体育领域内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产生的成本；第二个原则是，为使交易费用达致最低，参与职业体育活动的各方会寻找产生最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形式。根据此逻辑，由两家职业体育俱乐部共同组成的联盟并向消费者提供体育产品其制度运行的费用较低，因此会形成联盟。但实际上这样的联盟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应如何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和发展？作者认为，联盟的组织形式除了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外，还涉及到“联盟剩余”问题。所谓的联盟剩余，是指职业体育联盟产生后给联盟带来的价值和财富。联盟剩余正是在交易费用一般化前提下具体替代交易费用的因素，也正是理解职业体育联盟的源起、存续、发展及扩张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以联盟剩余补充或替代交易费用的解释的尝试的论述尚有待完善，但是这种对话对知识积累是有益、可取的。

2问卷的信度问题

问卷的信度往往是研究结果是否合理的前提基础。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风笑天，2001：109），并可具体划分为再测信度、客观性、内部一致性等多项内容。在目前体育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一些相关研究并没有对问卷的信度进行考察与验证。例如，2005年《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居民体育参与的一篇文章没有做信度检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一篇研究锻炼与心理健康的文章运用折半信度（Cronbach’s）进行信度检验，做得不错，但仍然不够充分。因为折半信度仅为衡量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指标，信度的测量还包括前述的多项内容，以多重的指标反映问卷的信度更为可靠。

3抽样方法的选取

社会科学研究要从样本推断总体，抽样方法的选取十分重要，只有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才能知道每个个案被抽中的几率，并据此推算总体情况。可能受制于调查成本和追求操作便利或对抽样知识的把握不够，一些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至少在文章叙述中并无交代调查的抽样方法。例如，2013年《体育科学》中研究运动员心理和2008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中研究大学生体育兴趣的两篇文章便存在这样的问题。不是随机抽样，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样本，不能推论到总体。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总体特征，慎重地选择适当的随机抽样方法，例如，当组间差异大，组内的差异小时，选用分层抽样方法更恰当；当组间差异小，组内差异大时，选用集体抽样方法更适合。最后，样本获取后需要评价样本的代表性，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吻合程度。研究者可以根据总体的某项指标，诸如年龄、性别等常见的人口特征变量，来检查样本与总体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已发表的涉及抽样调查的体育社会科学的文章甚少见到有评价样本代表性的环节。

4统计推断的谬误

统计推断谬误主要源于混淆研究的分析单位，错误地将某一层次的行为模式和研究结果推广或嫁接到另一层次。其中，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关于个体的断言，被视为生态学谬误（郭志刚，2009：11）。这些统计推断的错误在于将宏观层次的分析结果运用到微观层次上。例如，如果我们通过对不同省份的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发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的体育消费呈现正向关系，研究者因此得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们花费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也越大”的结论，就有可能产生生态学谬误。虽然我们不排除宏观层次的现象与微观层次的行为模式出现一致的情况，但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解释宏观与微观层次的连接路径和通道，这种根据宏观统计结果推断微观层次的行为是有风险的。如果以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则是还原论谬误（郭志刚，2009：12）。这种情况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不少见。例如，2003年《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和2013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就将片面地将某个区域大学生余暇体育现状和大学生运动员应对压力方式的研究结果推广到更高层次、更大层面，产生还原论的谬误。

5统计方法的运用

社会科学的研究可分成三类：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研究者对现象与问题有一个初步了解，并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础；描述性研究经常用于描述某些现象，并试图从杂乱的现象中找出一些事物联系的特征。解释性研究通过严密的归纳和演绎过程，挖掘行为、认知以及现象发展的深层原因，寻找影响事物关联性的因果规律，是社会科学最高层次的研究。（风笑天，2001：66－67）遗憾的是，目前体育社会科学解释性研究尚不多见。例如2012年《当代体育科技》和2004年《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研究大学生休闲体育和居民体育消费的两篇文章只是描述现象和问题的表征。并未深入探究影响事物发展的关键实体。即便部分学者试图寻找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但也并未运用科学的方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臆断。例如，2012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网球运动的文章，作者有探索因果关系的意识，然而，在分析网络运动对完善体育管理制度的影响时，单靠询问被访者的认识感知，而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的分析模式，从统计角度加以考察与验证。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相关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2004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研究大学生体育大学学生生活满意度的文章做了两变量的相关系分析。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李沛良，2002：211）。单纯的相关分析只能确定两个变量X和Y之间相关程度或正负，在没有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仅仅运用相关分析无法判断和排除变量之间是不是虚假相关。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在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和因子分析模型，甚至结构方程、路径分析等方法，我们的研究才会更准确和客观。

6迈向综合性的分析

个人的认知与行为受制于个人本身以及外在的环境。一方面，外在环境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存在，并是既定的社会事实，所以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均生活在一套难以改变的约束系统下。另一方面，个人的自主性也决定着人们绝不是任由环境、秩序和结构摆布的“机器”，行动主体的认知观念和意义建构影响和形塑着行为本身。这种融合了个人特征与社会因素的分析视角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路径（吉登斯，2003；杜瓦斯，2011）。目前体育社会科学采取综合的分析视角的研究难得一见。多数的研究要么偏重于从个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的归因，要么单纯从宏观的制度背景、结构因素和文化影响对个人的体育认知与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往往忽视了诸如组织、社区和家庭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假如我们认同上述的趋势和主张，则可以考虑搭建一个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供研究者参考。以体育锻炼为例，在微观层面，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喜好，并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人口社会特征密切相关。在中观层面，选择体育锻炼也有可能受到同辈群体、家庭环境或者学校规定等影响。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倡的“全面健身运动”与学生升学、毕业相挂钩的体育政策也会促使个人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研究框架如下上述的分析、观点和主张只是一家之言，受个人的训练背景、研究经历的影响，带有个人的经验色彩，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律则，仅供参考，敬请批评。

作者：丘海雄于永慧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思考

一、高校社科处与早期科研处的异同

大多数高校早期在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并无文理之分，统一由学校科研处执行管理。因此，早期的科研处同时兼顾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工作，如笔者所在高校江南大学即是如此。但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就是大相径庭的，管理工作也就有必要区分开来。并且高校可谓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最密集、力量最雄厚、学科门类最齐全、承担科研任务最丰富，科研处在文理皆管的情形下无法做好细部管理，社科处的成立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规范和进步。尽管自然科学与哲学社科独立管理，但社科处亦延续着早期科研处基本的、有效的管理方法，并在时代的步伐中不断创新。如在管理过程中通过规划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激励等措施服务于学校教职工和科研人员，做好管理工作，达到管理目的，确保高校科研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优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

要实现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社科处与各学院需做好协同管理，首先学院需明确其不足，如江南大学的文科学院已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的诸多问题：（1）过于依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主动从学院角度出发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的能力不强；（2）科研秘书未做到专岗专职、专员专用，导致在努力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开展工作的同时，不能发挥自主工作效能：（3）重于对申报立项环节的管理，弱于对过程环节及结项环节的监管，课题不能按计划时间完成；（5）不关注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服务社会的效果不明显。这些问题，并非学校职能部门单方面能改善的，在此谈谈作者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想法。

（一）培养竞争意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已逐步沁入和影响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中引人市场化机制，建立竞争意识，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属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王宝民．论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1):35）。为了使学校社科工作能获得整体性与持续有效性地发展，加强学院间的竞争意识是科研管理工作中的一项必修课。以江南大学为例，在调动各学院竞争意识方面有以下措施：（1）每学期定期召集各学院书记、院长、负责科研副院长开科研工作会议，通报相关数据及工作，使各学院始终保有良性竞争意识；（2）将各学院月度科研数据汇成报表，将月报表上传公布至校内办公系统网站，传送电子档月度报表给各学院分管科研的院长及科研秘书，通过开放环境与公共舆论，使压力转化为动力；（3）年度数据排序，经过一年的努力与沉淀，社会科学处将各项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如学院年度立项数、年度科研经费值、年度核心论文数、年度著作数等，并计算出与上一年的增长比，通过办公网络与印刷成册等开放平台，激发各学院的自省意识与竞争意识。

（二）协力监管执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主要以项目管理为主，因此社科处与各学院应做好对项目的全过程协力监管。申报立项环节，应首先掌握平衡，即质量与数量的平衡，各学院可先行申报预审，把关质量提高中标率。其次是需做好协同工作，一是形式的协同，学院先对申报书形式做预审，社科处再审；二是内容的协同，社科处与学院尽力协助申报人员围绕或契合学校重点研究方向开展申报工作，借助前期成果和研究团队取得优势。再次是可设立重点研究配套基金，社科处或学院对符合重点研究方向的申报课题择优扶持，立项课题给予配套奖励。执行环节，通过在学院范围内组织关键项目的中期评审会，使流于形式的中期检查实际化，且能借助评审会使项目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不至于拖沓到最后。在上级部门无法集中各地在研人员开展中期评审会的情形下，各学院小范围内部组织，同时邀请社科处、校内外专家、承担同类项目的其他研究人员参加，集中对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的情况结合整体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有利于下一阶段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结项环节，科研项目不提倡申请延期，既影响学校及个人声誉也不利于结项后新项目的申报立项，更不利于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学院可先组织院内预结项，在规定结项时间的前两个月向项目负责人发出结项提醒，要求项目组准备好结项材料。项目结项并非最后的终结，在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中提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由此可看出成果的转化应用是需加强重视的一个环节，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一道桥梁。

（三）建立奖励机制以江南大学为例，社会科学处是在学校党政相关负责人的领导下负责具体执行管理工作，各文科学院有分管科研的院长并多数配备有一名科研秘书，可见层级结构比较健全，为金字塔式管理层形。管理各层级的运行状态取决于制度的建设，奖励制度不可或缺。从奖励机制的本质来看，需依凭一套完善的效能评价体系，综合管理工作中必需的各要素：人、财、物、空间、时间等发挥的效能，以“人”为核心要素，人的效能评价就是对各层级的科研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根据其劳动性质与劳动内容进行相应的效能评估。从奖励机制的内涵来看，建立集体奖励机制和个人奖励机制，不但要表达对集体的肯定，而且要逐层奖励分管领导、科研秘书、科研人员或教师个人。从奖励机制的意义来看，是一种能更好地调动工作积极性、向心力的管理辅助机制，强调人及人的劳动价值（范俊英.构建高校科研管理和谐机制之我见[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25）。

如江南大学近年来一直执行对年度科研教学优秀成果进行一次性奖励，奖励范围为学校在职教职工及各学院、部门，主要负责部门为人事处。根据教职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管理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进行分档奖励，同时按照工作完成量给予相关集体奖励。评奖程序公开规范，首先由个人申请，学院核实后，向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推荐申报，并提交成果材料；人事处再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初审并公示；最后由人事处将公示结果汇总报学校考核聘用委员会审定并发奖。奖励机制也顺应时势不断做出修订，以支撑管理水平逐渐完善，管理目标共同实现。

作者：邓理单位：江南大学社会科学处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

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开放与内生化

在理论研究中，愈是具有公理性和规律性的事物，愈是具有普适性、兼容性以及共享的特征。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以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就是遵循了“三大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遵循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市场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非具有制度的排他性的一般规律。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或许有学者基于一脉相承的思维定势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这一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但是，如果在理论研究中，对不断发展的事物要使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从方法学的角度看，或许要首先破解一个前提性假设，那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否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是否存在“最终”这样的终极判断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是这样的判断:“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另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内生化还是一种多维现象:如一些学科特别强调自身话语方式的特殊性，尤其是强调以西方的或古人的理论逻辑来规制和证明今天中国的现实主题;又如，有些学术期刊在编审稿件时，若不见其有各种数据、模型的累积，便以为缺少学术真谛;再如，在我们每年大量产出的程式化、格式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究竟有多少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理论研究的内生化已然成为一种惯习，并且进而结构出一种强大的理论情境和逻辑语系时，不仅将对后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形成束缚，进而弱化理论的创新，而且将限制理论研究中多学科的交叉，甚至削弱理论体系自身在创新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全球化与时空维度

有学者认为，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但笔者认为，最早揭示全球化趋势及未来特征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就作出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趋势性判断;并强调，“过去那种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在理论研究中，身处特定社会发展场域(场域是各种关系的总和)中的研究者的价值向度，必然要影响其对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即个体的价值向度与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且还是其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前提。虽然任何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时空维度的选择，都会面临价值向度、理论视角以及方法应用的差异等问题，但也有共性的基元是可以探寻的。今天的全球化，既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构环境，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历史的时空维度时，由于历史不能假设，人们的基本价值向度首先是恪守，并在强调历史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基础。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应用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实践命题中时，就意味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谱系和逻辑传统的突破问题。正如，当我们都逐渐认同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共性手段和路径，并且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培育出一种具有开放和共时特征的发展场域，并培育出崇尚合作、互促、共赢的过程时，从方法学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基于对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必然产生剥削的理论分析，是否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市场经济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笔者以为，历史既给人启示，也给人们警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看历史有多深，看未来有多远，是为深远。

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现实的时空维度时，研究者的价值向度，通常要强调各国、各地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差异，强调从国情出发的发展主题的时代性(机遇)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性。但是从发展趋势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当其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互促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时，其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定，以及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等，是否存在首先设定各国基本制度作为研究经济危机前提的理论区分的方法，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基于高度分工而相互依存的今天。当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选择未来的时空维度时，理论是一种指导、一种预期或假设，其价值向度既包括坚守制度的阶级性和对理想的追求，又包括坚持理论应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方法。因此，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看，当全球化逐渐培育出共时性的同构现象和趋势，而且“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时，除经济全球化以外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互融方式以及程度等问题，都应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另一方面，从研究未来发展的方法学角度思考，由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或是或非，都应当被视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不仅很难看到本应同样常态化的“证实”与“证伪”的互验研究，而且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少有对实践检验不成功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理论检讨的研究。笔者提出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面临的困惑，或者说是中国学界长期面临的困挠，是因为这未必只是方法学上的问题，未必只是理论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问题，未必只是这个研究群体在理论素养方面存在某种缺失的问题。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共性寓于个性方法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发展观的基本方法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而且纵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通常都是基于本国国情而采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即使当年那些提出“依附论”的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寓于中国国情之中。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从实际出发并运用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时，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不等于共性，这是因为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边界可能存在不对称的情况。正如，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理路，对应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实践时，或许会产生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正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而言，与时俱进的方法和路径是“社会主义”寓于“市场经济”之中，还是后者寓于前者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命题，那么就需要研究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等等;因为这涉及到讨论“寓于”和运用“寓于”时将产生的一系列关于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底线”问题。又如，如果“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命题都是共性的，只是有理论层次上的区分，即其中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手段和方法问题，那么就需要研究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交叉、重叠的历史区间、历史阶段问题，因为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实行有计划生产是历史的必然。再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手段、路径和方法的市场经济的自身规律，如何在我们的特定制度中得到遵循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潜在某些冲突既是常态的，也是客观的。由此，笔者以为，共性寓于个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应是有条件的;而且共性寓于个性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对各种发展关系的解读。因而共性寓于个性的研究方法需要深化。为此，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一文中提出并论证了理论研究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视野及方法，进而提出的思考有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我们今天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多元交换和多元分配关系时，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基于共性或个性的视角就能回答，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现实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的非同源性。但即使如此，从类比研究方法来审视，新困惑又在于:我们或许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同源性或非同源性问题。当我们基于全球化的共时性场域和同构趋势做理论研究时，尤其是把“全球化”视为不同制度发展和同构的某种同源性条件与环境时，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剖析各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源性问题。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研究“方法”有宏观的和技术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为研究者提供了走出某些研究困境的选择;但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同理性和适用的普遍性，是应当受到理论研究者的遵守和依循的。

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推动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社会机制。然而，“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和两种功能，那就是: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行为方式，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和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应当说，“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包括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其实质是要在“破”的基础上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在理论研究中，当人们强调“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方法时，既是在强调理论与时俱进的前提，也是在强调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底线”;而且强调“一脉相承”通常是指对原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但笔者以为，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由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有一系列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彼如，一种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自身是否会发生理论产生的前提、社会条件和价值系统“一脉相承”的和谐与否的问题;如一种理论体系在创新发展中自身的和谐问题，是否要影响到理论指导实践和与实践相结合的和谐问题;如理论在指导实践中的和谐与否问题，是否要反映在人们的实践结果上……如此等等。其实，当实践的结果产生出“三农”这类“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社会问题时，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方法，或许首先应当检视的就是理论或政策(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

在理论研究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人们通常视为“真理”;但研究者在面对“真理”并以此作为再研究的论据时，其学术态度和方法，是应当恪守而不越雷池一步，还是应该把“真理”再视为“理论”，由实践再检验?这里提出的并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恩格斯1886年在《致爱德华•皮斯》的信中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列宁在强调的真理不能跨前“半步”时，并不仅仅指“历史事实”，而是同时针对了“发展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当政策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在面对实践基础和实践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时，一线实践者的角色紧张(rolestrain)，在于难以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坚决贯彻”之间的关系;而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紧张，在于难以把握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之间同源泉性和非同源性的关系。或许有研究者认为，从实际出发去贯彻或基于同源性开展非同源性研究，就体现了二者的统一。但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困惑依然: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的尺度、底线和权限在哪里的问题。人们都知道，“授权”是开展各种“改革试验”的前提(行政免责)，但哪一行政层级的创新需要授权，而且理论研究是否也需要授权?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有些人把“双百方针”中的“百花齐放”解读为“理论研究无禁区”，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的臆想;因为“百花齐放”本身就是标准，即绝不等于“百草随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目标。因而解放思想无论是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否需要思考其如何走向制度化的问题，即鼓励全社会解放思想所要崇尚和追求的，是理性、科学、规范、秩序乃至法治，还是其他?纵观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解放思想，通常都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调整甚至变革，如否定“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这与强调社会个体、单位组织的所谓解放思想显然是不同层次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的解放思想，不仅要考虑研究主题和内容所涉及的层次，而且要考虑理论成果联系实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否需要授权的可操作性问题。另外，当研究者在推动一种理论创新时，通常会借助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某些思想、观点、方法和具有共性的原理，来嵌入其创新的理论体系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从其他理论体系中抽离出来的“东西”，如果脱离了那些“东西”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基础时，其理论创新的科学性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另一方面，当一种理论体系具有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具有巨大的逻辑张力能够兼收并蓄其他理论体系的成果时，除了说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这种情况还同时说明了什么?

五、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原理”的坚守与应用

我们熟悉的研究范式是把基本原理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公理。但什么是“基本原理”，或许理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知。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基本原理本身也要发展。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中，被多数研究者和官员所认同的基本原理通常有三大类:其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对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客观上存在差异性判断和多样性选择，而且在现实中，研究者是否有权认定哪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哪些不过时。如果说，没有过时的就是“基本原理”，过时的就只是“一般理论或观点”，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牵强，而且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其二，把某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视为“基本原理”。这类基本原理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期特征和所指对象的特定性。因此这类基本原理的应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如1989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同时，在某一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或政策，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所谓超前性的部分，恰恰是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

当一些研究者把本身就需要由新的实践去检验和求证的东西也视为不可讨论的“定律”，并作为论据使用时，是一种怎样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方法?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将抽象的概念视为真实存在，并以其为真实存在来对待的理论研究过程与方法虽类似于“实化”(reification)，但应用实化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对事物发展时空维度的选择和符合于差异性的具体实际。其三，一些研究者把某级领导的个人认识、看法和观点当作“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的问题更多:对基层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谁能区分哪些东西是某领导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哪些又是代表地方党委和政府?如当一些地方把主要领导的思想作为“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一些地方的高级主官频繁更替甚至极个别出了问题，而后续领导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前任者又不一致时，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会面临诸多的困扰。

理论研究中对于基本原理的应用，在于基本原理揭示了事物的阶段性本质和与之对应的规律。但事物的本质又是抽象的，人们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只能通过该事物的外部特征去认识;同时，事物的“本质”是该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即倘若某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那么该事物就演变或改变为他事物或新事物。按照这一基本原理，对于身处一线的理论研究者而言，研究者是否能以此作出自己在研究中的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价值。理论研究者都知道，反映事物本质的外部特征和特点通常是多元的，而且这些多元要素之间又是互促、制约和关联的，并与事物发展的阶段紧密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事物发展愈是走向高级阶段，其多元外部特征的关联度既可能提高、又可能发生分化，甚至一部分外部特征或特点还可能开始消失、一些新的特征和特点又会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与事物以“量”的变化为基础而使然的“质”的局部变化相关联。这意味着人们在某一发展阶段揭示并形成的基本原理，客观上都潜在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坚守基本原理固然重要，但发展基本原理更为重要。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政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形态并对未来新的实践起指导作用;这也是政策在实践中接受再检验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把需要求证的“东西”作为经验论据，还是作为衡量新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尺度，都是需要进行科学严谨思考的。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我们坚守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惟一标准时，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既要由昨天的实践即历史来检验，更要由现实的“发展过程”即新实践说了算。诚然，笔者知道这不仅会使理论研究者产生新的困惑，如实践检验理论的周期有多长?生产力作为检验事物发展标准的应用周期如何选择等等?而且实践者的困惑也是存在的，如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建立追究非科学发展政绩者历史责任的机制。但笔者坚持认为，只有建立起对为政者历史责任的延伸追究机制①，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戚攻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元化原则的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依据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造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有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民族、习俗、社会心理等因素或者子系统，并且，这些因素或者子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每一个因素或子系统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由此产生出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此外，上述因素或子系统又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于是就成为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产生出各种类型的交叉学科的方法。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只有凭借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才能1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7页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4页揭示出社会历史过程及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二、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依据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也就是说，对象的内容本性、客观规律要成为思维方法、研究方法，首先要为研究主体所认识和把握，并且要经历由客观到主观的转化、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建构的过程。客观规律只提供了形成思维方法的客观基础，但不能提供人们思维和实际活动的现成规则和手段。客观规律只有内化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所以，思维方法尽管有其客观基础，但绝不是纯客观的东西，而有其主观的因素、主观的特征。

由于研究主体在政治立场、利益需要、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无疑会影响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会造成对于思维方法的不同选择和应用，形成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学风和流派，造成宏观上方法多元化的情形。如培根重视归纳法，而笛卡尔、斯宾诺莎则推崇演绎法；罗素强调逻辑和理性，而叔本华、尼采则提倡直觉和直观，突出强调反理性主义方法的作用；贝塔朗菲对事物善于作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思考，而实证主义者却更强调分析的实证的研究。

三、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依据

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黑格尔也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从事实践活动、达到预定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或船。实践是有对象有目的的，不同的实践活动的不同对象和目的就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就必然要求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的多元化。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入，形成了“方法论热”，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元化已成为了一种现实的趋势，我们在以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重点把握方法的多元，以多元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学习研究。

作者：陈凯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探微

一、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

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横向拓展、细分：另一种是纵向挖掘、深化。

1.横向拓展、细分。讲这个问题，要提到一个新的概念，即“研究板块”，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研究板块。既然是板块，就可以分割，或者叫细分。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比如，经济学首先可以分成三大块：工业、农业、服务业。这三大块中的第一块当然还可以再分，比如，工业可以再分为轻工业和重工业。重工业可以再分为汽车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矿山开采业等。矿山开采业又可以再细分为铝矿开采业、铜矿开采业等等，依此类推。随着工业生产实践的发展还可以细分下去，分得越细，选题就越多，创新性也就越强。所以，只要你时时关注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细分，找到具体创新性的选题是不难的。2.纵向挖掘、深化。研究领域既然有横向，当然就有纵向。通过横向的拓展和细分可以找到创新性选题，当然也可以通过纵向的挖掘、深化获得创

新性选题。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比如对国有企业的研究，最先是研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企业经营权的问题，当时学术界强调要政企分开，给企业松绑，给企业自主权，于是国务院就出台了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条例，给了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十四项权利，这十四项权利后来又通过立法出台了《国有工业企业法》将其法制化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国有企业负责人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没有制约，厂长经理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实际上，谁当上了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个国有企业就是谁的，他也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的支配者，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原值发生大量的腐败性流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又将国有企业研究深化到所有权问题上来，开始讨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和错位问题。所谓缺位，就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行使这个所有权，出资人的利润支配权，资产监督权没有到位。所谓错位，就是企业的负责人本来是个人，只有经营权，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出资人所有权的各种权利。这就造成国有企业利润和资产原值大量腐败性流失的原因。于是，学术界就对如何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机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本人是赞成和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要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机构，也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机构，今天的国资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国有经济的研究，最先是从经营权不足的研究开始，深化到所有权缺位的研究，再从所有权缺位的研究深化到建立国有企业的出资产人代表机构从而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错位问题。今天的国资委，从国务院国资委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再到地市的国资委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3.追踪学术前沿，发现理论问题，确定争论式的创新性选题，这种方法就是要高度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有很多研究成果，如论文、专著虽然选题很新，立意很新，但其理论观点有些不一定准确，或不与实际情况切合，甚至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题目，写一篇论文，与其进行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想出很多其他创新性的思想观点来。比如，关于法律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与我们当今的司法实践不是很融合。因此，有争论是正常的。前几年我也编发几篇这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4.紧跟实践前沿，找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确定应用研究性的选题。比如，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体制改革的思路及建议”，这个选题就是我调到南宁后，发现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差距很大。某校我有一位同学，我跟他是同一个级别，但他的月薪比我高了3倍，他的财政性工资与我是差不多的，但他的补贴比我多5倍，因为该校的门面收入每年600多万，而我们单位的门面收入才10多万。这就是说，哪个单位争取到政府的钱就能买更多的地，起更多的房子，其财政收入就更多，工资报酬就越高。这种收入分配不协调会带来很多弊端，如腐败，并影响低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高收入单位工作人员也无心做好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去搞创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矛盾问题。于是，我当时提出就此问题申请一个课题立项，我这个提议被一些人嘲笑，认为搞这么个课题会把单位变得更惨。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不单单是广西的问题，而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还是自费做了一些调研，然后发表了3篇系列论文，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作用。最初，南宁市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把所有党政机关多余的办公楼和门面统统收归由威宁公司统一经营，然后将利润上缴财政，由市政府统一按不同级别的标准发放津补贴。在实行两年后，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调研组对威宁的做法进行调研和评价，我被邀请参加这个调研组。在调研报告写完后，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自治区财政厅苏厅长也参加了这个会。我在会上对苏厅长提出：“自治区政府也应该这样做。”后来，我写了《关于广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在内参《社会科学与决策》上发表，得到郭声琨书记的指示和采纳，从而推动了自治区对这方面的改革。到现在，全国都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推行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实践效应最大的一项科研成果。它的选题也是出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搞应用对策研究必须高度关注实践。

5.做学问的学问———博与专的哲学———知识更新与主研方向的定位。上面讲了那么多选题方法，涉及方方面面太宽泛了。如果每个人都全部照搬这些选题方法去找研究课题，那么，他的研究领域必然很宽。这就涉及一个叫“做学问的学问”的问题。现代科学太发达了，做什么都讲学问。做官的有做官的学问（领导科学），送礼有送礼的学问，交际有交际的学问（关系学），做人有做人的学问，喝酒有喝酒的学问（酒文化）。当然，做学问也会有做学问的学问（研究学在西方叫科学哲学）。做学问最主要要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大学问，出经典性成果，不能就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沉浮。要多搞几个领域，扩大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根据你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找准各个领域的交汇点，作为突破口，从而更新你的知识体系，开辟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样，你就会搞出可以让你留名千古的经典性成果来，从而成为千千万万学者中可望不可及的经典作家，至少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

二、应用性选题的研究方法

（一）调研方法

1.正面调研方法。这种方法很简单，但用处不大。该方法就是先与调研对象联系，并给对方寄去调研提纲，让其做好准备，若干时日后，就到这单位去，调研就进入三程式的过程中。第一程式就是单位领导带着调研组参观需要调研的单位，包括参观厂房、车间，有讲解员陪同。这就是所谓先给你有个感性认识吧。第二个程式就是开座谈会，听汇报，听介绍。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成了上级领导，认真地听单位领导的介绍、汇报，不断记笔记，听完介绍、汇报后，调研组的成员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这时也到吃饭时间了，然后进入第三个程序。边吃饭边聊，并探讨一些具体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三程序调研方法。如果我跟随领导干部出去调研一般的都是这样三个程序。但如果是我做课题负责人的，我决不这样搞。因为这样搞调研绝对搞不到真实材料，都是假的东西，不可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不客观，向领导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行。我总共搞了22年的国有经济研究，调研了119个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一般采用的是侧面调研和非正式调研。

2.侧面调研。所谓侧面调研，就是尽量避免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座谈，也不提前寄调研提纲给他们，也不预先通知他们要什么材料，而是与调研对象周围相关的人接触，交朋友、聊天，从而了解研究对象的情况。比如，在我搞国有经济学的调研中，我不找国有企业家的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而且，当我刚开始搞国有企业调研时，只有经委，没有国资委和工信委，也不直接找国有企业负责人交谈，而是找一般员工，或者找被置换了国企员工身份的自谋职业的人，或者找破产后的国企留守人员，因为这些人都可以说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圈内人。因此，他们说真话道真情的可能性比较大，你会得到所需要的真实材料。这样，写出的调研报告才有客观性、真实性，给领导提出的建议才有可行性，才容易得到采纳，才会在实践中产生效应。

3.非正式调研方法。所谓非正式调研，也称随机调研，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正好遇到与自己的调研项目相关联的人。比如，坐火车，与你同坐在一起的，有一两位刚好是你的调研项目所需要调研的对象，你就想办法，与他搭话、聊天，从中了解你需要了解的东西。比如我在搞国有企业研究、在坐火车时也跟至少20位左右的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人聊过，其中得到不少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在开会聚餐的时候，如果同桌一起吃饭的人有国有企业的，我也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为了尽量多地利用非正式研究方法，我经常以教师的身份（我曾在百色学院当过14年教师）到其父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家进行家访。在吃饭时，向他们了解国有企业的情况。通过这种调研方式，我得到了很多真实的有关国有企业的情况，为我研究国有经济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二）调研材料的加工分析前面说过，调研方式分正面调研、侧面调研、非正式的随机调研，这三种调研材料肯定是各不相同，即真实程度不同、客观性不同、涉及面不同，甚至对相同的事实进行评介和分析也不同，那你相信哪一种声音，在撰写研究报告中采用哪种调研方式得来的材料呢？这就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筛选过滤，判断真伪，决定取舍，做到所说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这番工夫，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还不等于调研报告。研究报告一般分四个部分，即基本情况、存在问题、问题的原因分析、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调查报告最多能用在调研报告的基本情况这部分上。因此，写出调查报告后，还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的工作。从调查报告中找出若干关键问题，并对这些关键问题召开小型研讨会，从而形成若干专题的调研报告。从调查报告一般不能直接提升到调研报告，必须经过小型研讨会形式形成专题调研报告这个环节。因为调查报告纯粹是属于感性材料的东西，不能反映出深藏在事物内部的问题，更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按照常规的做法，必须召开若干次小型研讨会，找各个方面的专家参加研讨会，让方方面面的专家来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找出调研对象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然后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拟出撰写研究报告的提纲。

（三）研究报告框架的构建分析起点与研究框架的确定。通过若干次小型研讨会，了解各方面专家意见后，我们就要着手撰写研究报告或专著了。专家的意见有各种各样的，都是针对不同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教你怎么写研究报告、怎么写专著，这得靠我们自己去做。你要写一个研究报告或一本专著，首先就要在脑子里有个写作思路，这个写作思路怎样去勾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分析起点的问题，分析起点定位不好，就有可能要走多次的回头路。

如果分析的逻辑起点选对了，写起来就会顺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写《资本论》的过程很值得我们学习。《资本论》是分析、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趋势、结局以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发展规律以及危机周期性交替出现的一部社会巨著。马克思在撰写这部不朽巨著时，是怎样构建其分析框架的呢，又是怎样定位逻辑分析起点的呢？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一章就是商品，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就是商品。由于篇幅关系，要讲清楚《资本论》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不容易的，我在此描述一下《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我刚才说过，商品是《资本论》整部巨著的分析起点，同时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起点。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概念时，最初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劳动。他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劳动这个概念就被引申出来了，在分析劳动和商品关系时又引申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概念，又引申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又称为社会劳动）；在分析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时，又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成商品的价值；在分析什么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马克思指出：“在当时平均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技术水平下，生产某一种商品所需要的时间。”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比较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尺度。在分析这个问题后，马克思又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是否等于他们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呢？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收入是不是他们付出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他的衣食住行和养育后代，从而形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时间，这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就形成了劳动力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形成的价值，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要求并不满足于必要劳动时间这一部分。如果满足于这一部分的话，他就赚不到钱。资本家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让工人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被延长的劳动时间被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劳动力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回报给工人，而剩余价值则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从上述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商品”开始到“剩余价值”结束，总共出现了11个概念，而哪个应该最先出现，哪个在第二，哪个在第三，哪个在第四、第五，哪个最后，体现了一种严密的内在的逻辑排序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无懈可击的逻辑分析框架。按这个逻辑分析框架思考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程度。《资本论》面世以来，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事实和论据批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起点的定位和分析框架的构建对学术专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起点选对，分析框架完美，符合逻辑排序，写起来就非常顺当，否则就会反反复复走弯路。

三、激发灵感的三种方式

（一）头脑放松法所谓头脑放松法，就是当你对某个学术问题绞尽脑汁想不通、百思不解时，你就不要再呆在书房苦思冥想了，到户外去散散心，迈步山水田间，或昂首看看蓝天与白云，或听听树林里的百鸟鸣叫，或看看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放松放松。啥都不想，这样，灵感的火花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问题就会在瞬间想通了。为什么在书房里思考了那么久的问题一到户外放松一下就有了答案呢？连你自己都不理解，从而感到惊讶！我有很多这种经历。但原因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的。我想，大概要用脑科学的某些原理解释吧。原因不清楚不要紧，但这方法谁都可以试一试，我保证绝对有效。

（二）头脑风暴法所谓头脑风暴法，就是当你遇到某个学术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与同行讨论，甚至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你的灵感就很容易激发出来，从而得到答案。在争论过程中，不仅可以解决你想了很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还可以引起你一系列的学术假想。这些假想又会成为你感兴趣的新研究对象或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坡尔在与爱因斯坦争论广义相对论时，引发了他对原子模型的假想，从而在对原子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创立了一门新的理论物理学———量子力学。而他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科学问题，都是在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受到启发想通了的。

（三）醒后晨思法这个方法很有效，就是在你甜睡了一夜，清晨睡醒后，不要急于起床（当然我不鼓励睡懒觉），而是躺在床上想想你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难题。因为早晨头脑最清醒，思维效率最高，也就是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灵感易发的时段。

四、做学问的平台

老鼠哲学与金子哲学。老鼠哲学是秦朝丞相李斯提出来的，实际上是说从政的平台，是关于厕鼠与仓鼠的关系问题。李斯发现，粮仓里的老鼠比厕所里的老鼠长得大而肥，他认为：这是环境不同。仓库里都是粮食，所以，老鼠吃得好、吃得饱，当然要比厕鼠大而肥。做官也一样，在京城做官比在县乡做官，容易升得快，做得更大，因为京官容易靠近皇帝，容易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金子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是一块真的金子，放在哪里都闪亮，放在牛粪上也闪闪发光；如果你是一块铜或一块铁，就是把你放在火堆中，也很难让你发光闪亮，这就是金子哲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对大学毕业生讲金子哲学，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山区、落后的地方去工作，要服从分配，不要总是想往大城市跑。他们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只要你有能力，在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越是艰苦的地方，越容易干出成绩。这两种哲学，用来分析做学问的平台，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老鼠哲学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金子哲学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研究要出成果需非常先进的实验设备，因此，在实验条件好的地方搞自然科学研究比在实验条件差发地方搞研究，出成果就容易得多。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可要出真理性成果必须靠近实践，关注实践，还要有好的研究方法，设备条件不起实质性作用。在北京搞社会科学研究，效果并不比在县城搞优越多少，关键在于思考方法，在于实践的介入程度。

作者：周志华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科学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文献探新

一、数据采集与文献计量数据库结构设计

(一)期刊文献数据源及学科文献检索范围。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论文为数据源④，机构文献数据通过中国知网“机构指标索引系统”采集获取⑤，学科文献分类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目录为标准⑥。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等27个学科方向。文献题录信息类聚以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等院校及4所省属科研机构第一署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文献为数据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系统，实现对学术文献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分析到报告的网络化、一体化、集成化数据处理与加工，从而为机构用户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研究动态资讯构建一个开放式文献计量共享平台。

(二)文献类聚数据库设计与信息加工处理。文献信息类聚和结构化数据存储是文献计量系统建设的基础，要对海量的文献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后期处理，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必须借助数字化信息处理软件，构建一套集分类存储、加工处理、计量运算、冗余剔选、检测功能于一体的文献数据管理系统。甘肃省人文社科学术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是在设计构建机构信息库、作者信息库、文献题录库、词频关联库、引证频次动态库、学科信息库基础上构建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集成系统。文献检索表达式采用SQL结构化查询语句设计，包括参数查询、交叉查询、类聚查询等人机交互式功能模块，将文献类聚获取的大量期刊文献信息分类导入对应的结构化数据库，然后利用数据验证规则对文献信息进行初始化清洗剔选，进而利用结构化SQL语言创建查询输出功能模块，实现对重复题录、一文多发、同名作者等冗余数据的批处理加工，为提高文献数据库建设效率和保证后期文献计量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计量分析平台应用功能实现。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期刊文献资源共享，不仅为文献的社会化传播和学术性引用开辟了开放式资源共享平台，也为文献计量分析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共享开启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文献计量分析不再局限于学术期刊载文、引用和作者分布特征等有限的应用范围，而是更广泛地应用于学科评估、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评审和学术成果评估等领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推行科学评价、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参考资讯。源于数字化期刊资源库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其文献题录信息包含了机构名称、作者姓名、学科方向、文献题目、期刊来源、发表时间、全文链接、引证图谱、被引频次、下载频次等文献评价动态指数，这些指数是文献发表以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形成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固态及动态指标，形成文献计量分析中极其主要的评价依据。

(四)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网络共享策略⑦。甘肃省人文社科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系统与共享平台框架体系，采用Asp互动网站信息管理系统和独立服务器(VPS)云计算空间平台构建而成，利用VPS云平台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特点，实现对期刊文献数据的量化计算和分析评价，最终实现计量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开放式共享。通过(图1)系统结构图，可以直观揭示文献计量分析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流程，以功能完善的Access作为后台数据库，集数据存储、综合查询、分析计算、报告输出、网络功能于一体，实现对期刊文献动态数据的自动类聚采集和计量分析。开放式期刊文献计量分析平台的构建，不仅方便科研规划、决策和管理机构自主调用相关学科动态信息，也为专家学者自助式获取文献引证图谱、学术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热点追踪等信息资讯提供“一站式”保障服务，有利于提升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文献资源利用和学术资讯共享水平。

二、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资源总库，我们检索采集到2000—2012年间，甘肃省内15所高校及4家省属科研机构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献15469篇，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并导入文献分析数据库后，利用数据库过滤功能，从中筛选出符合第一署名机构的4849位第一署名作者发表的论文14172篇，数据有效率为91．62%。通过学科类聚法整合处理，最终生成了机构文献分布计量结果。(图2)2000—2012年CSSCI期刊机构发文量分布表征结果显示，在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期刊文献产出主要源自省内高校及独立科研机构且期刊载文量与机构文献分布之间呈现出高、中、低三级阶梯状分布特征。其中，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文献数占总量的64%，属于机构文献高密分布区;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等6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献数占总量的25%，属于机构文献中密分布区;兰州交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等6所高校的文献数占总量的9%，属于机构文献低密分布区

。(一)文献高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5000至40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9067篇。其中，兰州大学4803篇，年均369篇;西北师范大学4264篇，年均328篇，占发文总量比率依次为33．89%和30．39%。在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因其学科结构完善，学术积累雄厚，科研实力突出而占据明显优势，呈现出传统学科厚积薄发，新兴学科开拓创新的发展现状。

(二)文献中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900至3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3475篇。包括3所高校及3所科研机构，依次为:兰州商学院830篇，西北民族大学691篇，甘肃政法学院648篇，敦煌研究院524篇，甘肃省社科院482篇，甘肃省委党校300篇。位居该区块的几所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既有其各具特色的传统学科优势，也有学术文献资源积累丰富，机构岗位编制空间较大，学术环境良好等特点。随着这些机构近年来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的创建和与之配套的学术平台的构建及相应学科人才的引进培养，必将在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学术发展空间。

(三)文献低密分布机构。机构文献总量300至100篇之间，CSSCI期刊文献累计总量1332篇。其中，兰州交通大学279篇，兰州理工大学275篇，天水师范学院260篇，河西学院228篇，兰州城市学院186篇，陇东学院104篇。在这6所高校中，兰州交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素以理工类学科为主体，近年来，在文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建设中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引进众多省内外高学历人才，文献产出上升势头强劲。在我省“专升本”的6所高校中，天水师范学院位居前列，该校借鉴和吸收省内外高校的成功经验，制定和完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和学术成果奖励措施⑧，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三、机构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分析

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的年度分布态势，通过(表1)所列8年来各机构CSSCI期刊载文年度分布表可知:机构文献年度总量变化呈现出逐年同比增长的发展态势。2005—2006年，年均发文1080篇;2007—2012年，年均发文1272篇。2005—2012年，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总量9793篇，年均同比增长率为5．45%。值得关注的是，随着2006年年底省内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制定和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制度和科研成果超额奖励办法以及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资金投入的逐步增长，高校自筹配套支持经费等措施的落实，充分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学术论文产出总量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

四、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文献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一)一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280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3．23篇。其中，兰州大学1601人，西北师范大学1205人，文献篇数分别为4803和4264，分别占作者总数的33%和25%，分别占文献总量的34%和30%。一线机构中，仅有教育部属兰州大学和省属西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作者密集度高，文献产出量占全省总量的64%，呈现出学科结构完善，学术平台较多，学者容量较大等特点，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广泛，传统学科竞争优势明显等特点。但是，随着作者密度增高，机构岗位编制满额，致使人才储备和吸纳空间缩小。加之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高水平人才不断外流，势必影响到相应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省高校和科研机构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二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1707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2．6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商学院331人，西北民族大学327人，甘肃政法学院204人，敦煌研究院133人，天水师范学院128人，兰州交通大学123人，甘肃省委党校123人，甘肃省社科院119人，兰州理工大学118人，河西学院101人。该层级中包括7所高校和3所科研机构。虽然在作者规模和发文总量上与属于一线机构的两所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但是，随着这些高校近年来创办的人文、经济、管理、传媒等新兴学科的不断发展，教学科研平台更加完备，具有较大的人才吸纳空间。同时，随着省属科研机构学术功能不断强化，科研团队结构稳定等优势潜力的不断发掘，将为专业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出全新局面。

(三)三线机构及作者分布特征分析。文献作者总数336人，人均CSSCI期刊发文量1．75篇。机构及作者分布状况依次为:兰州城市学院96人，甘肃农业大学76人，陇东学院53人，甘肃省图书馆39人，甘肃民族师院34人，甘肃中医学院21人，兰州工业学院17人。属于三线机构的7所省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中，包括近年才完成从专科升格为本科的4所高校，“专升本”为这些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人才引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只要抓住机遇，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科发展规划体系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和学术成果激励政策，充分调动现有人才队伍的学术积极性;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文社科学术环境，积极构建和拓展学科平台，吸纳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坚持多学科优势互补综合发展的办学原则，必将较快提升其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整体竞争实力。

五、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作者分布特征分析

2000—2012年间，甘肃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在CSSCI期刊以第一作者发文总量排名前30位的高频作者共计发文698篇，分别占作者总数和发文总量的0．62%和4．9%。高频发文作者所属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两所高校中，其中，西北师范大学18人，兰州大学12人，这些作者大多是我省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学科带头人，他们不仅是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而且是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的开拓者和学术精神的引领者。其中，高新才、包国宪、王鉴、赵逵夫、王沛、郑炳林、杨恕、王嘉毅、田澍、万明钢、田中禾、李国璋、聂华林等著名学者分别在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公共政策与战略管理、先秦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敦煌学、教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公共危机与信息管理、明清历史、区域经济、中国古代史、文化人类学、民族教育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奠定了他们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在促进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学科带头作用。

六、甘肃高校及科研机构期刊文献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2000—2012年间甘肃省19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第一作者的CSSCI期刊的计量统计，总计发表14172篇学术论文，分布在467种CSSCI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上。载文频次最高的11种期刊均属甘肃本地版期刊，发文总量6902篇，占49%。其中，《甘肃社会科学》1309篇，占15．7%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176篇，占14．1%;《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946篇，占11．3%;《开发研究》744篇，占8．9%;《敦煌研究》688篇，占8．2%;《科学经济社会》428篇，占5．1%;《敦煌学辑刊》416篇，占5．0%;《电化教育研究》403篇，占4．8%;《甘肃政法学院学报》394篇，占4．7%;《图书与情报》200篇，占2．4%;《西北民族研究》198篇，占2．4%。高频载文期刊特征表明，甘肃本地版学术期刊不仅是我省人文社科界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的主要平面媒体，更是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前沿性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

七、基金论文分布特征分析

基金论文是获得各类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而产出的学术研究成果，基金论文产出总量直接反映着一个机构科研综合竞争整体水平。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取各类基金资助是推动学科建设和支撑学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经费来源。通过对CSSCI期刊发表的基金论文的计量分析，可以追溯推算出2000—2012年间，甘肃省高校及科研机构获取社科研究经68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费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基金、部委项目、省市项目和国外基金。通过对各类基金论文分布情况进行统计，2000—2012年间，甘肃省上述高校及科研机构在CSSCI期刊发表各类基金论文2727篇，占机构发文总量14172篇的19．24%。主要基金来源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5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57篇，国家教育规划项目191篇，位居各类基金论文前3位。从基金论文的机构分布来看，兰州大学984篇，西北师范大学962篇，名列前茅，与上述各项计量指标相一致，依旧保持着明显优势。

八、结语

机构文献和作者分布计量分析结果说明，我省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主流作者群分布严重失衡，主要作者集中分布在省内的两所高校中，由于人才密集度过高和岗位编制有限，必然导致内部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位居二线、三线机构的十多所省属高校中，人文社科类人才缺口较大，文献产出量较低，学科竞争力不强。因此，人才分布失衡的现状也是造成省内高水平社科人才不断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结果必然会削弱相关学科的竞争优势。从文献年度分布特征同样可以看出，近5年的文献产出总量虽然处于高位，但一直徘徊在1300篇以下，年均增长率趋缓甚至降低。从我省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角度考量，完善省内社科人才调配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省内人才资源共享流动体制，真正留住和用好人才，不仅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值得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作者：张伯阳张科王钢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社科联学会部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探析

一、研究自身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

研究者研究自身文化时，同样受到研究者长期习惯的价值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同于研究异文化，研究自身文化时不存在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其实，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就是自身文化的直接表达。自身文化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此时不存在“为什么”的问题，因为这里表述本身就是终极答案。但其仍然受到自身价值的影响并且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以无限接近“零价值取向”的态度，做到“相对价值中立”，进而用“假想”的办法来加以把握和操作。关于自我的理解在著名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在库利的自我意识形成的三阶段里，“将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设想和理解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以及根据自己对他人的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研究自身文化时为自身价值所受影响降到最低，做到相对价值中立，可以把研究者自己“假想”成异文化的人，用外面的眼光和视角，进行比较、观察和分析自身文化。这样，既能够摆脱自身文化的影响圈套而扩大研究者视野，又能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分析，有助于研究的全面和客观。

二、讨论与结语

第一，在研究中为什么同一现象不同学者得到不同的结论，这是否归因于社科研究中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的问题；社科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影响难以避免，但影响过多是不可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众多的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证主义者、诠释主义者都主张价值中立。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可以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同属科学不应由研究者主观判断和价值倾向左右。甚至诠释主义者虽然承认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同自然科学研究有差别，但价值取向上仍主张中立。对此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结论是很好的实例。用弗里曼的话来说，“由于其带着很深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去研究，因而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批判主义者则认为在研究中不主张价值中立。最近国内不少学者不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如社会学家郭星华在《也谈价值中立》中说：“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自然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也不是截然分离的，但在社会科学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在考察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众多的社会科学家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思想和所建构的理论无一不打上历史时代和价值观念的烙印，要想排斥价值做到‘价值中立’无异于天方夜谭。”

总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者价值取向对研究的影响是之所以同一现象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第二，在研究异文化时对研究者价值的影响应如何把握和操控。由于社科研究难免受研究者价值影响，当研究异文化时，只能以追求相对价值中立为目标，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予以解读、分析异文化。

第三，在研究自身文化时研究者价值的影响持何态度，理解和诠释如何加以运用。与研究异文化不同，研究自身文化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和语言媒介，其不仅受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甚至更多。故而，依然以相对价值中立为追求目标，运用照镜子式的理解法，即库利的“镜中我”作为基本方法来研究。

综上所述，首先，在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正因如此，产生了对同一个现象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的现象。其次，无论异文化的研究还是自身文化的研究，研究者价值影响上，以“相对价值中立”的态度，运用理解和诠释的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基于人类现有条件下社科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这一事实，选择尽可能地把研究者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降到最低，进而依靠理解和诠释法，追求相对客观、相对公正的研究结论。

作者：多杰热旦单位：西藏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论探新

一、方法论创新: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还要看到，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包括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在以多学科为基础构建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在相应的人才数量和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在中央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指引下，“下定决心，急起直追”，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开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丁翔盛昭瀚单位：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