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差异篇1

(二)描述性统计结果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③的文化消费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当期的还是上一年的文化消费，无论是文化消费的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体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细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上一年和当期的文化消费在四大区域中占比最高(0.068＞0.052＞0.05＞0.032;0.068＞0.059＞0.05＞0.036)。东北地区上一年和当期的文化消费在四大区域中占比最低(0.032＜0.05＜0.052＜0.068;0.036＜0.05＜0.059＜0.068)。西部地区上一年和当期的文化消费绝对值和相对值略高于中部地区(1852.24元＞1595.69元，0.052＞0.05;2370.37元＞1637.19元，0.059＞0.05)。从表2中可以看出，当期东部地区文化消费占比(6.77%)最大，文化娱乐服务占比比文化娱乐产品占比多0.25个百分点，这可能与我国东部地区的地理位置有关。东部地区省份多位于沿海经济带，对外开放度较高，获取最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相关信息比较迅速。东北地区文化消费占比(3.55%)最小，文化娱乐服务占比比文化娱乐产品占比少0.97个百分点。这与东北地区的气候有很大关系。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居民的外出活动少，获取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关信息的速度较慢。居民即使有文化消费，也不倾向参与户外的文化娱乐服务活动。出乎意料的是，西部地区的文化消费占比(5.91%)高于中部地区(4.95%)。这可能与抽样调查的样本选择有关，西部抽样调查的地区为四川省内文化消费水平较高的成都市、德阳市、攀枝花市和甘肃省内相对富裕的兰州市和天水市。

二、回归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1.Tobit模型我国的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不是呈正态分布，同时有大量的文化消费支出的绝对值为零(3923个样本中有225个文化消费支出绝对值为0)。如果直接用OLS模型进行回归，会导致估计偏误。事实上，截断的观测值(也就是被解释变量为0的数据)在性质上与未被截断的观测值有较大差别，不能将这些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回归。而Tobit模型恰好可以处理这类数据。因此，截断数据变量方程表达式可以写成。2.OLS模型为了使离散数据的曲线更加接滑曲线，笔者对部分变量取对数，再用OLS模型进行回归，方便建模后经济学意义的解释。

(二)模型的设定根据前部分的叙述，本文设定的模型如下:其中zi包含了本文考虑在内的所有其他影响文化消费的因素。

(三)模型的回归分析首先，利用Tobit模型，从文化消费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两个方面分析总体样本的文化消费弹性和影响因素。根据模型1、2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从表3(1)列到(6)列可以看出，当期家庭总收入对文化消费有正向的影响，而且至少在1%水平上显著且稳健，在分别剔除上一年家庭总收入和上一年文化消费后，显著性没有变化。(3)列和(6)列全面考虑了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因此更有说服力。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当期家庭总收入影响文化消费。当期家庭总收入增加1%，文化消费增加0.726%，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增加0.012%。第二，文化消费存在消费惯性。上一年文化消费增加1%，当年文化消费增加0.398%，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增加0.008%。第三，个人特征影响文化消费。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文化消费增加0.054%，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增加0.001%。与较低的社会阶层相比，较高的社会阶层文化消费增加0.217个百分点。与其他户口的居民相比，非本地农村户口的居民文化消费减少1.262个百分点。与有的居民相比，没有的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322个百分点。第四，家庭环境影响文化消费。家庭人口数增加1人，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减少0.004%。16岁以下人口占比增加1%，文化消费增加1.205%。重大疾病人员占比增加1%，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减少0.017%。第五，家庭金融影响文化消费。家庭金融资产增加1%，文化消费增加0.020%，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增加0.001%。家庭成员治病的贷款增加1%，文化消费减少0.102%。购买耐用消费品的贷款增加1%，文化消费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减少0.005%。其次，利用OLS模型，细分样本，划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从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影响因素分析四大区域的文化消费差异。根据模型3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可看出，(1)列和(2)列分别剔除上一年家庭总收入和上一年文化消费后，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3)列全面考虑了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因此更有说服力。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总收入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0.044元。中部地区居民家庭总收入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0.038元。西部地区居民家庭总收入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0.113元。东北地区居民家庭总收入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0.030元。第二，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居民文化消费的惯性不同。东部地区文化消费惯性最强，东北地区最弱。东部地区上一年文化消费增加1元，当年文化消费增加0.436元。中部地区上一年文化消费增加1元，当年文化消费增加0.233元。西部地区上一年文化消费增加1元，当年文化消费增加0.269元。东北地区上一年文化消费增加1元，当年文化消费增加0.189元。第三，东部地区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用于家庭成员治病的负债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显著。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文化消费增加91.492元。家庭人口增加1人，文化消费减少245.646元。用于家庭成员治病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减少2.369元。第四，中部地区健康状况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显著。与不健康的居民相比，健康的居民文化消费增加459.773元。第五，西部地区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的负债对文化消费影响显著。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减少11.7元。第六，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民族和金融资产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显著。中部地区汉族居民的文化消费比少数民族多906.486元，东北地区汉族居民的文化消费比少数民族多766.763元。东部地区金融资产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0.006元。东北地区金融资产增加1元，文化消费也增加0.006元。第七，在东部和东北地区，用于建房购房的负债和用于做生意的负债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不同。在东部地区，用于建房购房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减少0.023元。用于做生意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5.208元。在东北地区，用于建房购房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0.06元。用于做生意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减少13.126元。第八，在西部和东北地区，用于股票投资的负债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不同。在西部地区，用于股票投资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减少12.246元。在东北地区，用于股票投资的负债增加1元，文化消费增加14.343元。

区域文化差异篇2

问题提出

江苏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实力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然而,该省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南北差异,严重制约了其总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文章利用空间分析的方法,对江苏省县域经济存在的空间差异进行研究,基于前人认为“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结论,从产业结构的视角来研究江苏省各县域在产业结构上的空间差异,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产业发展策略,以期对江苏省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意义。

文章以江苏省“十五”规划的起始年份2001和2005两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ArcGIS9.0软件,对其县域经济和产业结构进行空间分析,将经济发展水平分为“极高”、“较高”、“一般”、“较低”和“极低”5个等级(见表1),并输出地图(见图1、图2)。

江苏省县域经济的区域差异

由图1、图2可以看出:“十五”计划的起始年份,江苏省县域经济均明显地表现为苏南、苏中、苏北的地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南重北轻”格局明显。江苏省县域之间的等级扩散效用明显,苏中的多个县域逐渐从“极低”等级上升为“较低”等级。这验证了郭金海等(2009)关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作用的结论。多数县域经过“十五”期间的发展其等级没有变化;只有宝应县、洪泽县、兴化市、如皋市、沛县由“极低”等级上升为“较低”等级,而赣榆、盱眙二县则相反。在等级内部,除去少数县域在经济水平排名上没有变化,多数县域的经济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动。这说明,江苏省各经济发展等级之间差距明显,但等级内部差距较微弱。

江苏省三大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

江苏地域依次划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为研究三大区域产业结构,计算“十五”计划起始年份的各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口比例(见表2、表3)。由表2、表3可以看出:无论从产业增加值,还是从业人员比重来看,苏南地区的产业结构要优于苏中和苏北,苏北的产业结构最不理想。经过5年的时间,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均呈逐渐优化的趋势。即使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最高的苏南地区,2005年其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例仅为36.05%;而第二产业增加值为61.10%,占据主导地位。据钱纳里的六阶段划分标准来判断,苏南地区仍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非农业劳动力开始占主体,第三产业开始迅速发展,但仍未占主导地位。由表2可见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第一产业的比重均有较大程度的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增长明显;苏南和苏中第三产业的比重有所降低,而苏北略有增长。

江苏省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策

处在上述“极高”、“较高”等级的县域,其产业的优化首先,注重产业的融合。服务业应加速向工业的生产前期研究、中期设计和后期信息反馈过程展开渗透,电子网络技术向传统的商业、运输业渗透;第一产业内部应通过生物链将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融合形成新型生态农业。其次,注重技术创新和制度革新。必须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促使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教育、科学、技术和产品之间形成良性转化机制。第三,注重产业的关联效应,在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重视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互动关系。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时应综合考虑服务业的规模、层次和结构,当前除要大力发展生活业,更应重点发展生产业。最后,注重“溢出效应”。就这类发达县域而言,其经济的发展需要外部资源支持,也可以产生溢出效应。特别是将相关产业向毗邻的县域进行渗透,有助于拓展市场空间,舒缓资源压力。

处于“一般”和“较低”等级的县域多位于苏中地区,苏北少数地级市辖区及附近县域也处在该等级。这些县域工业经济起步较早,纺织、机电、医药、汽车、建筑等传统产业具有明显优势,土地、耕地面积数量充足,丰富的后备土地资源潜力巨大,对保持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外,苏中地区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对资源短缺的江苏和华东地区具有重要的开采价值。农副产品较为丰富,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商品棉基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能够提供一个低生产成本和低交易成本的发展条件。海洋资源十分丰富。特色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已逐步形成石油化工、汽车及零部件、船舶制造、电工电器、服装加工等主导产业,产值占全市规模工业产值的比重达70%。由上文可知等级之间的扩散效应明显,因此,处于“一般”和“较低”等级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应发挥与高等级县域毗邻的区位优势,吸引相关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的渗透。处于“极低”等级的县域多位于苏北地区,这类县域应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禀赋,发展自身的特色产业。

参考文献:

1.姚丽虹,赵阳.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协整分析——以广东省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09(20)

区域文化差异篇3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154-02

1江西省与浙江省经济发展及相关条件分析

1.1地理位置及自然资源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其与东南沿海各港口和江北重镇的直线距离，大多在六百至七百公里之间，古称江西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乃“形胜之区”。江西地貌大致可以划分为：赣西北中低山与丘陵区；鄱阳湖湖积冲击平原区，区内有广阔的河湖冲积淤积平原，外沿则多为低缓岗地，盛产稻米和鱼虾；赣东北中低山丘陵区，区内宜于发展经济林木，婺源茶蜚声中外，河谷两岸和盆地则适宜于耕作业；赣抚中游河谷阶地与丘陵区，由于有大量荒地可供垦殖，本区农业生产发展潜力相当巨大；赣西中低山区，森林和水利资源十分丰富；赣中南中低山与丘陵区，森林、矿产和水利资源丰富，有利于耕作业发展，若能较好控制水土流失，各业发展均有相当潜力。

1.2民营企业存量差别（我国区域经济差距解释之一）

一个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即一个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的越快，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最终可以体现为区域民营企业数量的差别。根据《2003年中国（非公经济）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02年在2933家成长型中小企业中，仅浙江一省就集中了914家，占到全国成长型企业总数的31.16%，在500家最佳成长型中小企业中，浙江省以占有108家（占全国的21.6%）而名列第一；江西省的数据则分别是11家，占全国的0.38%和4家，占全国的0.8%。而在2005年的报告中，江西省的中小企业情况则几乎没有被提到，浙江省则依然保持着自己一枝独秀的状态。

1.3人力资源存量差别（我国区域经济差距解释之二）

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江西省的自然资源优于浙江省，人口受教育水平也在浙江省之上，显然两省间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两方面的差异无法解释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可见区域经济差距是建立在民营企业存量差别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两区域间的企业存量差别如此之大呢？仅仅从教育水平存量方面看似乎难以找出合理的解释，其实我们可以从文化角度找到原因：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途径是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其生成企业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这也就决定了各经济区域创新能力是不一样的，根据熊比特的创新理论得知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即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真谛，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进而最终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水平。

2江西省与浙江省的区域文化分析

(1)江西文化（简称赣文化）形成的背景。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位于中国的东南部，在水路交通极为重要的年代是贯穿南北、东西的枢纽，沟通了与全国各地的血脉联系。而且江西自然资源丰富，素有“物华天宝”称誉，再加上其北临长江天险，三面高山阻隔使它显现出一种特有的安全感，广阔的沿河平原与滨湖平原又形成一种内部回旋余地相当开阔的环境，因此常常成为战乱中大量北方人口的避难所。北方移民洪水般地涌入既为江西的开发带来了大批劳动人手，更将相对发达的中原文化及宗族制度带到了江西，并促成了中古以来江西家族的发达和“耕读治家”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与江西的自然生态环境相结合使得江西人进可入仕取得功名、退可家居温饱无忧。

(2)赣文化的特点。

①受多种文化的影响。赣文化的发展历程是以越文化为发展主线，即由先越文化发展到古越，同时接受了中原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既吸收其进步因素，又不断保持和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交汇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浓郁地方特色的赣文化。

②赣文化的开拓性和高尚性。众所周知，中国客家在江西，天师教的摇篮在江西，理学及其分支心学的摇篮在江西，革命的摇篮也在江西，这些都是与赣人锐意创新、敢为天下先分不开的；八一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等等也都充分体现了赣文化的高尚性和先进性。

③江西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境内民众生活无优，逐渐积淀成一种安于现状的生活习性与比较凝固的思维方式，长时期小心谨慎而害怕动荡，加之封闭的大环境使这一心态代代留传，缺少了一种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生存条件的动力，易于形成一种自然生产心态与文化心态的狭隘与自满，而中原文化过早地南下所形成的强大冲击力又使江西上古时期萌生的较为脆弱的本土文化未能成为独特的文化形态。

④赣文化具有保守性。赣文化以传统儒学为核心，以封闭的小农经济模式为基础，因而往往偏于滞缓和保守，它只能在封建制度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而当社会发生深刻历史变动时它却因为固守传统的观念和矜持于正统的尊严，便往往持一种固执观望的态度，不大愿意接受新的文化观念。

(3)浙江文化形成的背景。

浙江依托于长江三角洲与杭州湾沿岸，北临长江天堑，西望鄱阳湖平原，南界雁荡山脉，东濒苍茫大海。面对广阔的海洋使人们为了生计不得不经常和海洋进行搏斗，近海的地理优势和勇敢开拓的精神使本区域在遭受种种困扰后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元代之后，浙江各港口的南洋西向航线不仅更加便捷，而且向西直达地中海沿岸各地和东非海岸各国的海外贸易，使之较早接受了外来文化。吴越文化（浙江文化的起源）的思想精神源头浙东事功学派对经商活动及追逐利润的肯定态度也解决了中国文化传统“义利相背”的长时期的心理难题，并成为江浙创新精神的文化源头。

(4)浙江文化的特点。

①浙江文化具有鲜明的“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主义色彩。浙江文化的功利主义性质几乎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当北方气候恶化、战乱频繁、经济萧条时，以浙江为代表的南方却气候适宜，相对稳定，经济欣欣向荣，浙江经济的繁荣与这一文化区历来勤劳务实、重视功利关系密切。宋室南迁之前，浙江的功利文化逐渐成为北方礼仪文化稳固的根据地和大后方；宋室南迁之后，浙江群英荟萃，文化繁荣，其上层文化依然是建立在下层的功利传统基础上的，并日益受到功利传统的熏染。

②浙江文化富有开拓冒险的精神。以宁波为例，由于地狭民稠，宁波人不愿株守本乡，因而四出经商，活动地域很广；从经营行业也可以看出宁波商帮的开拓冒险精神，他们经营的往往是新兴的行业，如甬商中不少人从事难度甚高的进出口贸易、轮船航运，甚至风险很大的银行业。浙江文化的这种开拓冒险的精神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崛起的直接原因。

③工商文化特征。陶朱公弃官从商、重新创业的巨大成功给后世浙江人以商场的奋斗也能实现人生价值之启示，并激发以后的浙江人纷纷走向工商业界，并以经商致富为荣，因此选择经商长期以来已经成了浙江人的一种自觉；浙江自古以来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有着丰富的关于市场交易的知识，历经数千年的经商风气的熏陶，人们对于商业致富的观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家并不以专一的农业经营作为唯一的谋生致富的途径，而是对于经商致富予以较高的期望。

④浙江文化的创新精神及灵活应变的竞争意识。在第一轮改革大潮中，浙江出现的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海外专业市场等等充分反映了浙江人持久不息的创新精神；善于变通的浙江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地捕捉商机，绞尽脑汁地寻找市场空挡，因此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一次又一次地把国人的眼球吸引过去。

⑤平等化的价值取向。平等化集中表现在官民关系上，在江浙一带的老百姓眼里，当官不过是一种职业，并不神秘，因此老百姓不会热衷于政治，政治参与意识也不强，很多人更加愿意经商或从文，因此老百姓不像某些政治文化发达的省份那样唯上是从。这一点与江西省有鼎盛的科举文化、江西人重功名轻工商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

3对江西的经济发展从文化角度给以建议

(1)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赣文化中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传统仍旧是今日赣文化发展壮大、海纳百川的基础；前辈赣人披荆斩棘、忘我追求的业绩依然是今日赣人自强不息奋勇前进的楷模。因此我们必须发掘赣文化中积极向上的内涵，也必须寻找它消极、具有负面性的文化积淀，着力塑造江西人“求思新变、开明开放、诚实守信、善谋实干”的新形象和适应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时期的赣文化。

(2)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强化竞争。由于赣江在中国的南北运输枢纽地位丧失，江西在全国经济地位逐渐失落；特别是江西“老表”总是陶醉于历史功绩而不注意对现代科技文化与经济文化的吸收，致使本土文化日见衰落，因此要打破封闭性、打开省门，深入学习浙江精神，开创“创业经济”新局面，在不断吸收新鲜血液的过程中强化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

(3)要培育创新型的文化氛围。江浙（江苏、浙江）一带的工业化模式特点是民间发动、企业家主导创新型的，因此文化氛围对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相当重要的，这个任务对江西省来说是任重而道远的。

参考文献

区域文化差异篇4

湘西是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湘西州的简称。湘西地处武陵山脉中部，云贵高原东侧，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多山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境内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回族、瑶族、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人口264.58万人，其中土家族105万人，苗族86万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2.9%，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的少数民族集居区。但是，湘西风景优美、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少数民族文化积淀浑厚，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而且特色鲜明。现实条件决定了湘西经济发展只能因地制宜立足本地的旅游资源优势，建立旅游优势产业基地，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兴州富民的重要支点。近年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国加入WTO以及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湘西应该抓住这一大好机遇，在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的同时，以不平衡发展理论为依据，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实现旅游业快速发展，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者有机统一，是当前湘西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研究论题。

一、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内涵

不平衡发展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用来研究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在这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理论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以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和拉格纳为代表的平衡发展理论认为区域差异是均衡机制失灵的表现，而这种失灵主要产生于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妨碍要素流动的制度性瓶颈。但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经济一体化，区域差异将自动消失。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是从理性的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的方法，把问题过于简单化，在实践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缺点。因此，不平衡增长理论及其相应的发展战略就被提出来了，这一与平衡发展理论针锋相对的区域经济发展观念认为：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源是非常稀缺的，平衡发展所需要的大量的资金、人力资源恰恰是不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因此，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来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地域和产业。这就是不平衡发展理论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增长极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弗索瓦·佩鲁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来。他指出，“增长极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速度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佩鲁的增长极思想所关注的是增长极的产业结构特点，他认为增长极既包括区域内部的主导产业，也包括与其密切相关的推动产业。主导产业与推动产业形成联合化、序列化的技术、生产和经济联系的产业综合体。佩鲁指出产业综合体的形成可以通过其伴随产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但佩鲁忽略了增长极的空间意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布代维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做了进一步的推广，首次基于外部经济和集聚经济分析，把地理含义引入到增长极理论之中，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一定的地理范围内相联系的产业结构关系，而且包含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因此，现代的增长极理论中增长极的含义包括了以产业综合体为中心的产业增长极，也包括区域关系中的空间增长极，在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两种经济效应出现。

(一)极化效应

极化效应是指经济活动及其要素向增长极集聚的过程，表现为增长极的生长和隆起运动，其生长的驱动力来源于创新能力很强的推动产业，推动产业将通过产业关联带动相关产业形成产业链。产业链拉动资金、劳动、资源和人才、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增长极点，从而形成包括经济极化、产业极化、生产要素极化、功能极化和空间极化的复合型强劲增长极，在这个增长极里企业部门一般可以达到投资成本下降和纯收益增加的效果。

(二)扩散效应

扩散效应表现为生产要素由增长极向周围地区的“倒流”或“外溢”过程。产生“倒流”或“外溢”的主要原因是极化后的增长极的带动作用，随着增长极的增长，它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及其配套部门发展，必须依托自身通过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传统产业外泄、企业裂变外迁等途径，一方面满足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二、湘西旅游业发展的概况

自古以来，湘西为湘川咽喉之地，历史悠久、山水奇特、民风淳朴，全州辖有吉首和龙山、永顺、保靖、花垣、古丈、凤凰、泸溪八个县市。在这八县市的广袤大地上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绚丽多彩，历史文化积淀浓厚，民族文化景观荟萃，堪称旅游大观园。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湘西立足自身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别具一格的民俗文化，开发了一大批美丽神秘、特色宣明、形式新颖的旅游景观。旅游业已逐渐上升为湘西的支柱产业，旅游收入也成为湘西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数据见表1。

湘西旅游业在早期的开发中决策者为了兼顾公平和效率，采取大推动战略为代表的平衡发展观。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有计划的在较大范围内对旅游业和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通过多年的发展和艰苦努力，湘西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人问津到拥有国际品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2001年到2005年，全年接待旅游人数增加了3倍，旅游收入从仅仅2.18亿元，几乎增长了10倍达到20亿元，旅游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达到16.15%的比例，远远大于湖南省7.01%的平均水平，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湘西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湘西州内旅游名胜区、森林公园、民俗园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实现了县县有景区，多区域、多角度开发多种旅游品种的全面开发，全州总动员大搞旅游项目，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有凤凰古城、吉首德夯民俗风情园、猛洞河漂流、永顺小溪原始次森林公园等。湘西旅游业开发一遍红火，与此同时，均衡发展的大推动战略模式的弊端也日渐尖锐。旅游产品重复雷同，旅游市场混乱、竞争无序以及重复建设，对本身有限的资金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与破坏。当今，世界旅游市场大爆炸已经开始，我国加入WTO后，旅游市场的开放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为湘西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由于湘西经济的欠发达性、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性、要素的稀缺性和旅游市场的开放性，全面发展的大推动战略已经不再适应这里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竞争的残酷现实，要求我们集中优势资源和要素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和地区，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有差异的发展优势产业和具有优势的地区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全面发展。因此，以不平衡发展理论为指导规划发展湘西旅游业已是当务之急。

三、湘西旅游业采用点域发展战略模式培养增长极面临的现实困难

增长极的培养和发展建立在一定的条件和政策环境之上，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应用，其目的也是通过增长极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以达到区域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当然这要一个发展过程，首先是增长极通过极化效应吸取周边地区的资源和要素发展壮大自身，然后，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就会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当然，在湘西这样一个客观条件存在不足的地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实现在湘西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很多方面的现实困难。

(一)招商引资难导致增长极发展资金供给不足

湘西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基础薄弱，交通又闭塞，对资本的吸引力小。早期的经济开发过程中，政府采取“灵活处理”的态度，地方政府就拼命上项目，不择手段拉投资。部分政府官员大搞“形象工程”，把拉投资作为政治任务来部署，不惜牺牲自然资源和出台与自身条件不相符合的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这样做并没有扩大招商引资，由于部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造成规划不统一，管理也不严格，导致县市之间、乡镇之间恶性竞争，投资环境日渐混乱，一度出现投资者看好湘西的丰富资源和开发的大好势头却没有合适的项目去投资。2006年1-4月份湘西共有44个项目引进投资，实际到位资金2.7623亿元，位于全省倒数第一位。旅游业开发和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连续投资，与旅游业开发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失去了招商引资这一重要的融资渠道，光凭政府的财政来开发湘西旅游业是远远不够的。

(二)交通网络不够发达导致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受阻

增长极的发展是通过区位优势吸引周边的资金、人力等要素以产业集聚的形式发展壮大自己，同时，通过技术、组织、生产要素、市场、信息等形式向周围地区扩散，从而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要素的流动、信息的传递都要以运输、邮电、通讯等交通网络为物质基础和媒介。湘西坐落在湖南西部的边远山区，离省会长沙有400多公里之遥，湘西一直把交通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湘西仍然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地区。全州还有30%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每平方公里的公路覆盖率不足1公里，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经过州内的319、209、310、320、326国道年久失修，承运能力有限，唯一的一条过境高速公路还在建设之中，对区域内的要素流动贡献也不大。通讯和邮电由于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也发展缓慢，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均少于全省平均水平，落后的交通网络远远不能满足湘西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成了湘西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瓶颈。

(三)经济结构支持不力影响了旅游增长极的发展速度

湘西地区不但经济总量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低，而且经济结构也比较落后，第一产业的比重太高，而第二产业比重过小。2005年湖南省的产业结构之比为19.5∶40.0∶40.5，湘西的产业结构之比是21.3：35.7：43，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旅游是一个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活动，缺少第二产业的支持，与旅游相关的商业和服务业就会受阻，游客除了观光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那么，旅游市场的综合竞争力就会大受影响，制约区域旅游业的发展速度。

(四)城镇化建设落后影响了空间增长极的发展

湘西地处偏僻，远离大中心城市，受其辐射作用小，区内城镇数量太少，城镇化水平低，城镇规模小，城镇群体能力弱。因此，城镇内聚力和辐射力偏低，不能充分发挥其城市的应有作用，特别是宾馆饭店、道路交通、电力通讯、给排水等城镇基础设施难以适应旅游业发展的要求。根据增长极理论，意味着应把资本集中地投入到区域最大的城市中心和产业中心的密集型产业，通过经济中心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扩散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建设是旅游空间增长极形成的基础，在旅游业规划、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湘西城镇建设落后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

四、湘西旅游业点域发展战略模式构想

所谓区域经济点域发展战略就是把区域内重点产业作为产业增长极，同时也是把区域内条件优越的点状区域作为空间增长极来发展的战略组合。

由于历史的沉积，湘西一直背着贫苦边区的沉重包袱。2005年全州GDP为123.87亿元，增长10.6%，人均GDP为4681.76元，而全省GDP增长为11.6%，人均GDP为10366元。湘西在经济总量的增幅和人均占有量上都远远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湘西在旅游业开发的区位也很尴尬，北有张家界世界级自然、生态旅游胜地；南有怀化的芷江和通道等风景名胜区，居怀化交通枢纽而有通畅的交通网络；东有长株潭地区，是资金和人才的富有地，在发展旅游方面有资金和人才的相对优势；西有大西南旅游圈，地域广袤、资源丰富。客观上，湘西是旅游业发展的欠发达地区，因此，发展湘西旅游业应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要素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和具有资源优势的旅游景点。采取不平衡发展观的增长极理论为理论基础的点域发展战略模式，点域发展战略模式是区域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所采用的一种空间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不平衡发展观的增长极理论上，故点域发展战略模式也可叫增长极战略模式。点域发展战略模式中的增长极包括产业增长极，也包括空间增长极。前者是区域内部的战略重点产业，后者是区域内部的战略重点区域。

(一)确定湘西旅游业发展的空间增长极

区域文化差异篇5

引言

国内外学者近几年对区域经济的差异和极化发展进行了较多研究，与其相关的较早的研究是Boudville于1966年提出的“区域发展极”，并且分析了经济变量结构关系、经济现象区域关系等共同组成的增长极空间。随后，Romer（1986；1987）通过对内生增长模型进行研究，引起学者们对经济不平等方面的关注；Azomahou（2005）和Théophile（2012）分别对欧洲、美国和非洲的收入分布极化现象进行了研究，Duclos等（2004）提出结合识别和异化方法测算极化的理念。国内许多学者运用极化相关指数、对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和极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分析了空间格局的演化规律；也有学者尝试了对国内地区的旅游发展的差异特征和极化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经济、收入分布、旅游发展等的极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对具有派生属性的区域物流在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中是否表现出差异或极化特征却少有提及。极化发展和差异发展虽然概念上存在一定区别，但是极化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差异发展理论。因此，本文将重构Gini、TW、Theil和KZ，从整体和局部角度分析1985-2011年我国区域物流的差异和极化演化特征，并分析其动力因素，为区域物流的协调发展、更好地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步调等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区域经济差异和极化分析的相关研究中，常以区域GDP与人口等指标进行分析。区域物流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能够为区域经济活动引发的物资流通活动提供物流服务支持，本文将借鉴统计年鉴常采用的统计口径，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GDP描述区域物流的经济产出。同时，结合物流需求的相关研究，以货运量描述区域物流的规模与区域物流经济产出相对应，从而体现物流业产出的“经济有效性”，更好地分析区域物流的经济产出是否与其规模相匹配。区域物流差异、极化演化的动力因素分析中，结合区域物流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从四个方面选取因素，即区域经济发展（第一产业GDP和工业GDP）、居民生活水平（人均GDP和居民消费水平）、区域零售规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批发零售业GDP）和区域基础设施投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交通基建投资额）。虽然有学者在进行动力因素分析时，为了避免某些指标无法建立线性关系，而预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主成分，再将获得的线性关系依据各指标与主成分的关系进行分解，但主成分分析时的数据并非能够完全得到解释，因此本文所进行的动力因素分析以最终能够建立线性关系的指标进行分析。

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以省级行政区域为研究单元，结合198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海南和重庆分别为1988年和1997年新建的省区，但由于在同一个国家环境中发展，对于当年区域物流差异指数和极化指数的影响可忽略；因1995年各省区物流业GDP数据较难获得，数据分析中不包含1995年。

（二）分析方法

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研究中常采用Gini、ER、TW、Theil等指数分析区域经济的差异或极化发展，这些方法很好地体现了“区域差异”的发展状态且操作性较好，被其他研究领域所采用。在进行区域物流的差异、极化分析时，需要重构区域经济常用指数模型的参数进行实证测算，本文将以重构的Gini和TW分析区域物流的差异演化，以重构的Theil和KZ分析区域物流的极化演化。

Gini，是国际上衡量整体非均衡性最通用的指标，而且可以提供很好的标杆值（孙平军等，2013）。Gini值介于0-1之间，系数越小说明越趋于平衡状态，公式如式（1）所示，n是地理区域个数，即省级区域个数，xi表示第i个省级区域的物流GDP，u是所有省级区域物流GDP的均值。

（1）

TW，即Tsui-Wang指数，是崔启源和王有强结合Wolfson，运用增加的两极化与增加的扩散两部分排序公式推导出的极化测度指数（史本林等，2011；孙平军等，2013），公式如式（2）所示，yi表示第i个区域物流产出的“经济有效性”即“物流GDP/货运量”，m是所有省级区域yi的中间值，vi为i省的货运量，V为所有省区的货运量，θ和r为标准化系数，本文均取为0.5。

（2）

Theil，是由Theil和Henri于1967年提出，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区域演化的总体极化情况，而且可以通过进一步分解来反映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的差异演化状态，子区域数量、经济环境等因素不影响Theil指数（王建军，2012）。Theil由子地区内差异TWR和地区间差异TBR共同组成，公式如式（3）所示，Xi是第i地区的物流GDP，Xij是第i地区j省区的物流GDP，Vi是第i地区的货运量，Vij是第i地区j省区的货运量，Tpi表示第i地区内部的差异，侧重于分析地区内部的极化。

（3）

KZ（坎贝尔-张指数），是以地区间的差异和地区内的差异之比来测算区域极化演化的程度，而Leonid Fedorov（2002）则认为地区间差异与总差异的比值更适合用于分析极化演化问题。本文仍将以KZ作为描述极化演化的指数，采用坎贝尔-张和Leonid Fedorov的两种思路分析区域物流的极化问题。

我国区域物流的差异、极化演化分析

（一）区域物流差异演化分析

将1985-2011年数据结合公式（1）和公式（2）分析我国区域物流的差异演化过程（见图1），Gini作为描述区域物流经济产出差异演化的指标，总体表现出上升趋势且在1996年触碰到0.40的警戒线水平，我国省区的物流差异化现象开始出现，之后一直在0.40水平上下小幅度波动。

TW与Gini的总体演化趋势非常相近，TW倾向于表现物流规模经济有效性的差异演化，说明区域物流规模经济有效性与区域物流经济产出的演化过程相似。TW均始终在Gini上方，1986-2011年TW值均大于0.40的警戒线水平，即区域物流规模经济有效性始终表现出更高的差异程度，一直表现出非均衡状态。

（二）区域物流极化演化分析

计算Theil时需要对所有省区划分地区隶属，本文沿用我国七个地区的划分方式，即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华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华中（河南、湖北、湖南）、华南（广东、广西、海南）、西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七个地区。将1985-2011年数据结合公式（3）分析我国区域物流的极化演化过程，计算得出七个地区各自的内部差异TWR、地区间差异TBR和中国区域物流总极化Theil，并运用坎贝尔-张和Leonid Fedorov的两种思路分析极化方向，如图2所示。TWR与Theil的演化趋势最为相近，而且TWR在Theil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2000年后始终大于50%。虽然两种分析思路得出的KZ值有一定差距，但总体演化趋势是一致的，常用的TBR/TWR方式的KZ值比Leonid Fedorov思路的波动幅度更大，为了突出分析区域物流的极化，本文以TBR/TWR方式进行分析。

我国区域物流差异、极化演化的动力因素分析

（一）整体分析

将前文数据来源部分所述的1985-2011年动力因素8个指标的数据代入式（2），得到相应的TW值L1-L8（见表1）。结合上文计算得出的区域物流TW值，输入软件SPS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统计结果中R2=0.530，DW=1.461，Sig.=0.000，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显著，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Y=0.666L2-1.192L3+1.005L4+0.339L7。从模型中可以看出， L3是对我国区域物流差异影响最大的动力因素，而且是缩小区域物流差异的因素；其余因素均为扩大区域物流差异的动力因素，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L4、L2、L7。

将L1-L8与我国区域物流Theil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模型Y1= -0.344L1+0.488L6，我国区域物流极化演化在1985-2011年主要受到L1和L6的影响，而且L1是弱化区域物流极化的主要动力因素。

从整体角度看，在我国区域物流差异演化进程中，尽管受到人均GDP的负向影响较大，但是区域物流的差异程度一直是在增加，说明仍可以将正向指标作为缩小差异的途径之一。正向指标中，更多的是受到居民消费能力的拉动，说明从服务层面更容易促进优势区域的区域物流高水平发展；其次是工业的发展，工业促进了区域间工业产品的频繁流通，拉动着区域物流中的大规模服务体系发展；再次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区域物流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区域物流的不平衡。

（二）局部分析

基于前文的地区划分方式，运用式（2）和式（3）计算得出各地区区域物流TW值Y、Tpi值Y2，分别表示各地区区域物流的差异程度和极化程度，结合各地区动力因素的TW值L1-L8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的分析中将去除数据解释贡献不足及无法建立回归模型的地区。

区域物流差异演化和极化演化的结果有较大不同：华北地区，L6和L7是扩大物流差异因素，L2是缩小物流差异的第一动力因素，而L2和L3是区弱化极化因素，L7则是强化极化因素；东北地区，L2和L4是弱化极化因素，其次是L7和L1这两个强化极化因素；华东地区，L5、L6和L7是缩小物流差异因素，L2、L4和L1则是扩大物流差异因素，而L3是强化极化第一动力因素，L2则是弱化极化因素；华中地区，建立关系的影响因素均为缩小物流差异因素，而且均为强化物流极化因素；华南地区的弱化极化因素影响较为明显，强化极化因素主要表现在区域基础设施投入方面；西南地区，L2是缩小地区物流差异因素和强化极化因素， L7、L8和L3是扩大地区物流差异因素，L4是极化弱化因素。

结论

通过从整体和局部角度分析1985-2011年我国区域物流差异、极化演化及其动力因素，文章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Gini和TW很好地表现出我国区域物流经济产出、区域物流规模经济有效性的差异演化过程，且演化趋势非常相似，但TW所表现的区域物流规模经济有效的差异程度从1986年开始，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我国区域物流的发展经历了相对平衡到差异状态形成的过程，始终未能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但现有的经济发展环境限定了区域物流的现期目标不是完全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发展大环境中与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这个目标无法完全依靠某一个区域来实现，需要政府凭借其引导能力，以政策支持和鼓励效用在保障优势区域物流品牌效应的基础上，提高落后发展的区域物流市场融入能力。

第二，Theil及KZ展现了1994-2007年区域物流的极化程度一直在不断下降，但近几年呈现了上升趋势。虽然极化在发展初期确实能够促进优势区域的快速发展，但政府在关注区域经济极化问题的同时，也应关注如何避免极化陷阱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区域物流发展方式处于初步转型的过程中，更应避免经济极化陷阱所导致的中间层次的区域消失或仅仅向优势区域聚集，加强区域间的沟通并促成落后地区间形成联盟，促进成为区域经济极化弱化的动力。而地区内部总差异对我国区域物流总极化的影响比较大，在总极化Theil的比重近几年也在加重，各地区应在促进地区内部物流均衡发展的前提下，再促进地区间区域物流差异缩小的发展，从而弱化区域物流的整体极化程度。

第三，结合我国区域物流差异和极化演化的动力因素分析结果可知：其一，工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对整体还是局部地区均产生较强影响，说明聚集的工业极点还未表现出“屏蔽”现象，能够凭借工业经济的发展为区域物流提供机遇，尽管华东和华北地区，偏离整体均值程度在扩大，另一层面也反映出工业经济的发展对各地区物流均起到或大或小的贡献；其二，人均GDP差异和居民消费水平差异都对整体区域物流差异、地区极化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市场末端便能引起物流服务需求的增加，逐步向上游能够引起可观的物流服务需求，因此无论在差异缩小，还是极化弱化中都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三，区域零售规模指标对整体极化有强化作用，而对局部大部分地区表现出差异缩小作用，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促进区域物流平衡发展的途径，另一方面也说明区域物流应充分利用零售市场流动性大的特点，不断开发区域物流对这个领域的发展潜能；其四，区域基础设施投入方面表现出物流优势地区能够更好地将基础设施投入转化为物流产出，但现有基础设施建设状态未能很好地与物流发展速度相匹配，应继续加大对交通设施网络的投入建设，而落后区域应更加关注如何充分实现现有基础设施的效用，避免仅强调加大投入来换取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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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Wang Youqiang， Tsui Kai-yuen. Polarization Ordering and New Classes of Polarization Indice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2000， 3（2）

区域文化差异篇6

论文摘要：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本人近来的研究，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客观存在，从绝对差异的衡量指标看，区域经济差异在逐渐扩大，而相对差异则在相对缩小，而且综观理论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在研究中国区域差异是否在扩大，并没有去进一步研究差距扩大到何种地步是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不能承受的——即涉及到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问题。本文将对中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差异状况进行简单说明，阐述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的基本概念以及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建立的必要性，最后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测算出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的上限指标，希望能够在以后的实践中，通过对各项指标的检测和比较，对控制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关键字：区域经济差异 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 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 区域经济差异问题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就有学者对区域经济差异这种特殊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更是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多数都是关于区域经济差异是在逐渐扩大还是逐渐缩小等问题的研究，而很少有对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和区域经济差异达到何种程度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重点研究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建立的方法及其指标评价系统，并进行实证分析。一、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现状学术界对区域差异研究的学者很多，在他们的研究中，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和不同研究方法，所以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结合本人近来的研究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下几个结论基本可以概括出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1.在空间上，从省级行政区域单元来看，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差异和省际之间的差异都在扩大，从数值的比较上来看，90年代以来，区域差异的总体趋势在扩大，1990年的基尼系数是0.279，而2009年达到了0.346，增长了24.3个百分点，东部省际之间的差异与全国的趋势基本一致：从改革开放以来，锡尔系数处于缓慢下降趋势，中西部省际之间的差异一直相对较小，而且变化趋势较为缓慢，但是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一直在扩大。2. 在时间序列上，1978年——2009年基尼系数的变化如图1所示：从1990年开始，基尼系数一直递增，这说明区域经济差异一直在扩大，且按照国际警戒线的规定：基尼系数超过0.4就是极度不均衡的表现，2001年的数据已经达到了0.36，在2009年、2009年和2009年有所缓和，但是未来的变化趋势难以测定（2009年上升—2009年下降—2009年下降）。二、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客观事实，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威廉姆逊在“倒U理论”中描述的那样：在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时，区域经济差异不会很大，然而随着国家经济整体发展速度的加快，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就会随之扩大，当国家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时，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扩大趋势就会减缓，这说明，区域差异将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只要有经济活动的发生，就会有发展的不平衡存在，这个差异无法避免。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区域差异状况依然位于倒U曲线的左侧，至于什么时候会达到最高点，什么时候会开始减缓慢，尚无定论，这就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位于曲线左侧则意味着区域差异将会继续扩大，可是每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差异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如果在区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这个差异的存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这个差异超出了区域发展可承受的范围，那么，这个差异将会阻碍整个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 这里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它的含义是指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强调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等的影响）的承受能力，具体地，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由区域经济差异心理承受力、区域经济差异经济承受力和区域经济差异社会组织承受力三个方面所构成。提到这个概念，是想说明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是一个抽象的不易衡量的指标，所以下文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解决。三、问题的解决思路根据经济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一套可以考察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是否符合承受力度的预警系统，具体 做法：1. 选取预警指标。（1）分别计算区域之间的人均经济总量指标的极二分位数差幅和标准差，用它们来监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变化情况。（2）测算经济水平最高的区域与最低区域之间的人均经济总量的极差和极差比率，监测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极端情况。（3）计算低收入区域在全国人均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用来监测区域差异是否在继续扩大。（4）辅助指标：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反映程度，这是一个无法衡量的指标，只能定性地进行说明。2. 设定预警指标临界值。根据以上指标的测算，预测差异变化的趋势，设定预警指标临界值，临界值设定在预测方案所显示的区域经济差异可能达到的程度和实际达到的最高值之下为宜。3. 区域差异评价系统。预警指标临界值设定以后，就可以对以后的指标进行具体的衡量，看其是否在临界值之下，具体计算方法如下：T=1-A/B式中：T：某个预警指标的实际测算值或预测值距离其临界值的程度，T<1。A：预警指标的实际测算值或预测值。B：临界值。T<0 说明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控制。T=0 说明区域经济差异没有扩大，但需要关注。T>0 说明区域经济差异在缩小，我们只需要关注其未来变化即可。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1990年——2009年全国3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指标进行的具体测算，数据如下表所示：1.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监测：首先考察绝对差异的衡量指标——极二分位数差幅，该指标由人均GDP排序位居前2位省（市）之和与最后2位省（市）之和做差计算获得，反映的是最富裕地区与最贫困地区的绝对差异（图2）。由于是绝对值的比较，逐年的数值呈递增规律，根据历年的平均增长率我们可以预测2009年的极二分位数差幅值为48249元，最终确定该项指标的上限为48249元，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可以通过计算2009年的实际极二分位数差幅，利用上面提到的区域差异评价系统中的计算方法（举例如下）进行具体的测算与评价，进而对区域政策的制定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再来考察相对差异的衡量指标——标准差，由以下公式计算而来（数据见图3）： 在计算过程中，1990年—2009年标准差的变化幅度很大，因其数值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所以我们仍根据历年的平均增长率来测算2009年的数值，得到标准差的上限是12449，即为临界值B，具体的评价方法举例如下： 如我们得到2009年实际标准差是15896（A值），利用公式T=1-A/B，计算得T值为-0.28，T<0，我们可以得出结论：2009年区域经济差异相对扩大，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控制。 在这个环节中，绝对差异上限指标是48249元，相对差异上限指标是12449。2.经济差异变化的极端情况的监测： 在这个系统中，主要采用极差和极差比率指标，目的是考察极端情况的变化。2.1极差分析： 1990年最高收入地区与最低收入地区的差距是5100元，而在2009年差距上升到43115元，是1990年的8倍之多，以1978年为基期，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是281.7，2009年是938.4，扣除物价指数的影响，2009年的差距是1990年的2.54倍。根据15年的平均增长率我们可以预测2009年的极差为60410.43元，所以在极差这个指标界限的设定上应该参考这个数值，设定极差上限为60410.43元。2.2极值比率分析： 该指标反映的是人均经济总量最高与最低的比值，是一个相对数值，我们从曲线中可以看到，1990年——1993年呈急剧上升趋势，然后大幅度下降，从1994年开始缓慢上升，到2001年开始有所下降，呈现平缓波动，幅度极小，我们可以预测2009年极差比率不会超过13.3，这也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以此作为极差比率的上限。 衡量经济差异变化的极端情况的两个指标的上限分别是：极差上限为60410元，极差比率上限是13.3。 3.区域差异是否在继续扩大情况的监测： 此处采用低收入区域在全国人均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来考察区域差异是否仍在继续扩大。 我们分别计算了低收入4省（市）占全国的比重和最低收入地区占全国的比重，从数据（图7）上看，人均经济总量最低的4个省（市）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近年来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最贫穷地区与最富裕地区的差距在扩大，也说明发达地区更发达，落后地区更落后，导致地区差异在逐渐扩大，通过测算，衡量区域差异是否在继续扩大情况的指标的下限是5.5%（1993年），如果比例低于5.5%，说明低收入地区与全国的差距在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差异状况在恶化。 我们继续考察了人均经济总量最少的省（市）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1990年——2009年比重变化趋势如图8所示，与前者基本是一致的，而且人均经济总量最低的地区15年来都是贵州省，如果该项指标在2009年0.97%的基础上持续下降，那么落后地区和全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最终将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4. 辅助指标的说明： 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反映程度作为一个无法衡量的辅助指标，只能定性地进行说明，它实际上是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在经济、社会等领域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的综合体现,如果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反映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强烈，如社会大众对此议论和抱怨明显增加,舆论对此的报道增多,有关区域要求调控区域差异的呼声越来越大，说明区域经济差异已经发展到了区域即将不能承受的程度。因此，该项指标的衡量只能通过对社会大众的舆论、新闻媒体的报道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关注等数量上的变化来大致判断。五、总结 本文从多个指标、多角度入手来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程度，以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来命题是为了突出问题的重要性。从以上的具体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差异状况比较严重，尤其是低收入地区与全国乃至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在扩大。文中提到的预警系统，实际上是一个约束机制，并不是说超过了预警系统的上限或是下限会有多严重的情况发生，但是有了这些指标系统，我们可以清楚、迅速地衡量当前区域经济差异的状况，这些指标只起到比较和参考作用，仅此而已。在指标的运用中，我们并没有考虑各地区之间物价水平的影响，此问题需另作研究。 参考文献：徐建华，鲁凤，苏方林，卢艳，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尺度分析[J]地理研究，2009年1月.文玫，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集聚[J].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张敦富，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1月.姚静，山东省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分析[J]聊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3月（1）.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5月.杨开忠，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动研究[J].经济研究，1994年第12期.

区域文化差异篇7

区域经济差异问题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就有学者对区域经济差异这种特殊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更是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多数都是关于区域经济差异是在逐渐扩大还是逐渐缩小等问题的研究，而很少有对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和区域经济差异达到何种程度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重点研究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建立的方法及其指标评价系统，并进行实证分析。

一、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现状

学术界对区域差异研究的学者很多，在他们的研究中，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和不同研究方法，所以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结合本人近来的研究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下几个结论基本可以概括出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

1.在空间上，从省级行政区域单元来看，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差异和省际之间的差异都在扩大，从数值的比较上来看，90年代以来，区域差异的总体趋势在扩大，1990年的基尼系数是0.279，而2004年达到了0.346，增长了24.3个百分点，东部省际之间的差异与全国的趋势基本一致：从改革开放以来，锡尔系数处于缓慢下降趋势，中西部省际之间的差异一直相对较小，而且变化趋势较为缓慢，但是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一直在扩大[1]。

2.在时间序列上，1978年——2003年基尼系数的变化如图1所示：从1990年开始，基尼系数一直递增，这说明区域经济差异一直在扩大，且按照国际警戒线的规定：基尼系数超过0.4就是极度不均衡的表现，2001年的数据已经达到了0.36，在2002年、2003年和2004年有所缓和，但是未来的变化趋势难以测定（2002年上升—2003年下降—2004年下降）。

二、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客观事实，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威廉姆逊在“倒U理论”中描述的那样：在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时，区域经济差异不会很大，然而随着国家经济整体发展速度的加快，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就会随之扩大，当国家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时，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扩大趋势就会减缓，这说明，区域差异将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只要有经济活动的发生，就会有发展的不平衡存在，这个差异无法避免。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区域差异状况依然位于倒U曲线的左侧[2]，至于什么时候会达到最高点，什么时候会开始减缓慢，尚无定论，这就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位于曲线左侧则意味着区域差异将会继续扩大，可是每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差异都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如果在区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这个差异的存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这个差异超出了区域发展可承受的范围，那么，这个差异将会阻碍整个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

这里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它的含义是指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强调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等的影响）的承受能力，具体地，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由区域经济差异心理承受力、区域经济差异经济承受力和区域经济差异社会组织承受力三个方面所构成[3]。

提到这个概念，是想说明区域经济差异承受力是一个抽象的不易衡量的指标，所以下文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解决。

三、问题的解决思路

根据经济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一套可以考察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是否符合承受力度的预警系统，具体做法：

1.选取预警指标。

（1）分别计算区域之间的人均经济总量指标的极二分位数差幅和标准差，用它们来监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变化情况。

（2）测算经济水平最高的区域与最低区域之间的人均经济总量的极差和极差比率，监测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极端情况。

（3）计算低收入区域在全国人均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用来监测区域差异是否在继续扩大。

（4）辅助指标：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反映程度，这是一个无法衡量的指标，只能定性地进行说明。

2.设定预警指标临界值。

根据以上指标的测算，预测差异变化的趋势，设定预警指标临界值，临界值设定在预测方案所显示的区域经济差异可能达到的程度和实际达到的最高值之下为宜。

3.区域差异评价系统。

预警指标临界值设定以后，就可以对以后的指标进行具体的衡量，看其是否在临界值之下，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T=1-A/B

式中：

T：某个预警指标的实际测算值或预测值距离其临界值的程度，T<1。

A：预警指标的实际测算值或预测值。

B：临界值。

T<0说明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控制。

T=0说明区域经济差异没有扩大，但需要关注。

T>0说明区域经济差异在缩小，我们只需要关注其未来变化即可。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1990年——2004年全国3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指标进行的具体测算，数据如下表所示：

1.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监测：

首先考察绝对差异的衡量指标——极二分位数差幅，该指标由人均GDP排序位居前2位省（市）之和与最后2位省（市）之和做差计算获得，反映的是最富裕地区与最贫困地区的绝对差异（图2）。

由于是绝对值的比较，逐年的数值呈递增规律，根据历年的平均增长率我们可以预测2005年的极二分位数差幅值为48249元，最终确定该项指标的上限为48249元，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可以通过计算2005年的实际极二分位数差幅，利用上面提到的区域差异评价系统中的计算方法（举例如下）进行具体的测算与评价，进而对区域政策的制定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再来考察相对差异的衡量指标——标准差，由以下公式计算而来（数据见图3）：

在计算过程中，1990年—2004年标准差的变化幅度很大，因其数值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所以我们仍根据历年的平均增长率来测算2005年的数值，得到标准差的上限是12449，即为临界值B，具体的评价方法举例如下：

如我们得到2005年实际标准差是15896（A值），利用公式T=1-A/B，计算得T值为-0.28，T<0，我们可以得出结论：2005年区域经济差异相对扩大，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控制。

在这个环节中，绝对差异上限指标是48249元，相对差异上限指标是12449。

2.经济差异变化的极端情况的监测：

在这个系统中，主要采用极差和极差比率指标，目的是考察极端情况的变化。

2.1极差分析：

1990年最高收入地区与最低收入地区的差距是5100元，而在2003年差距上升到43115元，是1990年的8倍之多，以1978年为基期，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是281.7，2003年是938.4，扣除物价指数的影响，2003年的差距是1990年的2.54倍。根据15年的平均增长率我们可以预测2005年的极差为60410.43元，所以在极差这个指标界限的设定上应该参考这个数值，设定极差上限为60410.43元。

2.2极值比率分析：

该指标反映的是人均经济总量最高与最低的比值，是一个相对数值，我们从曲线中可以看到，1990年——1993年呈急剧上升趋势，然后大幅度下降，从1994年开始缓慢上升，到2001年开始有所下降，呈现平缓波动，幅度极小，我们可以预测2005年极差比率不会超过13.3，这也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以此作为极差比率的上限。

衡量经济差异变化的极端情况的两个指标的上限分别是：极差上限为60410元，极差比率上限是13.3。

3.区域差异是否在继续扩大情况的监测：

此处采用低收入区域在全国人均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来考察区域差异是否仍在继续

扩大。

我们分别计算了低收入4省（市）占全国的比重和最低收入地区占全国的比重，从数据（图7）上看，人均经济总量最低的4个省（市）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近年来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最贫穷地区与最富裕地区的差距在扩大，也说明发达地区更发达，落后地区更落后，导致地区差异在逐渐扩大，通过测算，衡量区域差异是否在继续扩大情况的指标的下限是5.5%（1993年），如果比例低于5.5%，说明低收入地区与全国的差距在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差异状况在恶化。

我们继续考察了人均经济总量最少的省（市）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1990年——2004年比重变化趋势如图8所示，与前者基本是一致的，而且人均经济总量最低的地区15年来都是贵州省，如果该项指标在2004年0.97%的基础上持续下降，那么落后地区和全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最终将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4.辅助指标的说明：

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反映程度作为一个无法衡量的辅助指标，只能定性地进行说明，它实际上是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在经济、社会等领域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的综合体现,如果社会对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反映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强烈，如社会大众对此议论和抱怨明显增加,舆论对此的报道增多,有关区域要求调控区域差异的呼声越来越大，说明区域经济差异已经发展到了区域即将不能承受的程度。因此，该项指标的衡量只能通过对社会大众的舆论、新闻媒体的报道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关注等数量上的变化来大致判断。

五、总结

本文从多个指标、多角度入手来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程度，以区域经济差异预警系统来命题是为了突出问题的重要性。从以上的具体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差异状况比较严重，尤其是低收入地区与全国乃至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依然在扩大。文中提到的预警系统，实际上是一个约束机制，并不是说超过了预警系统的上限或是下限会有多严重的情况发生，但是有了这些指标系统，我们可以清楚、迅速地衡量当前区域经济差异的状况，这些指标只起到比较和参考作用，仅此而已。在指标的运用中，我们并没有考虑各地区之间物价水平的影响，此问题需另作研究。

参考文献：

[1]徐建华，鲁凤，苏方林，卢艳，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尺度分析[J]地理研究，2005年1月.

[2]文玫，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集聚[J].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

[3]张敦富，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1月.

区域文化差异篇8

1.1研究单元与数据来源从分行业角度，本研究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中工业这一门类，分为三个大类:采矿业、制造业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下简称水电业)。由于个别中类行业数值很小，故将部分中类行业合并成一类，文中实际上统计了33个工业中类行业数据，其中采矿业含4类，制造业含26类，水电业含3类。从分区域角度，本研究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研究单位，将它们依据地理相邻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分成3个区域，区域Ⅰ(浙北地区):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区域Ⅱ(浙中西部地区):绍兴市、金华市、丽水市、衢州市;区域Ⅲ(浙东沿海地区):舟山市、宁波市、台州市、温州市。由于浙江省部分县市的行政区划在2001年有所变动，对于变动县市的数据难以归类处理，因此选择2002—2012年为研究年段。文中所选取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2—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及主要年份各县市《统计年鉴》。

1.2研究方法泰尔T指数具有分解成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的优点，常用于衡量区域经济差异，本研究创新性地将该指数同时运用于衡量行业经济差异方面。综合测度浙江工业经济差异在行业之间、行业内部以及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特征及变化。

2工业经济时空差异分析

2.1分行业差异演变特征2012年浙江省工业经济在三大行业内分布很不均衡，采矿业总值仅占全省工业经济的0.3%，水电业占7.3%，而制造业占比达到92.4%。从泰尔T指数的结果(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中可见，浙江省工业行业总体差异在2002—2012年期间呈波动上升趋势，且上升的速度加快。其中，行业间差异贡献率较小，行业内差异是造成行业总差异的主要原因。在行业内差异中，制造业内部差异明显高于采矿业和水电业。从中可以得到:“强势行业制造业、水电业行业内差异越来越大，弱势行业采矿业的行业内差异越来越小”的特征。

2.2分地区差异演变特征2012年浙江省工业经济规模在三个区域内分布不均衡，区域Ⅲ工业总产值占全省46%，区域Ⅰ占35%，而区域Ⅱ仅占19%。通过泰尔指数按区域分解(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可知:工业经济区域总差异在2002—2012年期间呈总体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占比小，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区域Ⅲ内部差异没有减小之势。区域Ⅱ与区域Ⅰ都有“持续下降”的特征走势，且区域Ⅰ的下降幅度比区域Ⅱ大。

3工业经济趋同特征分析

3.1以工业行业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趋势分析以工业行业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通过β趋同检验，得到表1的结果。全行业在2002—2012年期间没有发生趋同现象(系数b不显著)。为了了解不同时段有无发生趋同，选取了2002—2007年，2007—2012年这两个时间段做趋同检验，结果显示都没有发生趋同。这一结果与上文中泰尔指数按工业行业分解后得出的结论，即:“浙江省工业行业总体差异在2002—2012年期间呈波动上升趋势”是一致的。

3.2以县市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趋势分析以县市为单位的β趋同检验中，得到2002—2012年期间全省人均工业增长率与人均工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见表1)，即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趋同。为了观察区域内的工业经济趋同情况，分别测定了2002—2012年段内区域Ⅰ、区域Ⅱ、区域Ⅲ的趋同速度。区域Ⅲ中系数b不显著，即没有发生趋同现象，这与前述“区域Ⅲ内部差异没有减小”相符合。区域Ⅰ与区域Ⅱ都发生了趋同，从结果看，区域Ⅰ趋同快，区域Ⅱ趋同慢，这与上文中区域Ⅰ比区域Ⅱ泰尔指数下降幅度大的结论是一致的。由此得到“区域内差异大的区域趋同速度快，而区域内差异大的区域趋同速度慢”的结论。

4工业经济差异变化与增长趋同成因分析

4.1行业差异变化成因分析为了综合评估浙江省工业各行业差异演变成因，本文以33个工业中类行业为单元，以2002—2012年各行业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Y)为因变量，相应的选取行业从业人口、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经济占比4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代表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X1)、工业效益变化(X2)、行业发展战略(X3)、行业结构变化(X4)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见表2)，得出劳动力投入变化、工业效益变化是浙江省工业各行业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

4.2区域差异变化成因分析为了综合评估浙江省工业经济区域差异演变过程中的成因，本文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基本单元，以2002—2012年工业经济平均增长率(Y)为因变量，选取工业从业人数、实际使用外资、工业经济产值占比、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人员、公路货运量、工业固定资产合计7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代表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X1)、对外开放程度变化(X2)、产业结构变化(X3)、工业效益变化(X4)、人才技术投入变化(X5)、交通运量变化(X6)、工业发展战略(X7)。通过线性回归模型(OLS)、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AC)做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空间统计中得到Moran'sI(error)是显著的，验证了浙江省工业经济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因此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更为合理。根据Anselin提出的判别准则可以判定空间误差模型(SAC)是更适合的模型(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基于此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近年来浙江工业经济时空演变主要受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发展战略的显著影响。(1)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劳动力是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工业劳动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从各县域的工业劳动力投入对比图中(图1)，可以看出增长较快的主要集中在区域Ⅱ中工业落后地区;而发展较快的区域Ⅰ、区域Ⅲ则增长慢。总的来说工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与工业经济规模有相反的态势。一方面很多工业企业纷纷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使得欠发达地区工业劳动力投入加大，由此带动了这些地区的工业经济。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工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对中高端技术人员的需求加大，对数量庞大的低端劳动力需求减小，而欠发达地区的工业经济呈跨越式发展，需要低端劳动力的投入。(2)产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是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变化的内在推力。在经济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随之工业经济比重下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工业经济进程加快，因此工业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本研究选取了2012年对2002年的工业增加值占总GDP比重的增长率进行画图对比，结果显示(见图2)增长率的高低与工业经济规模分布也呈相反态势。这也是浙江工业经济发生趋同的主要原因。(3)工业发展战略。浙江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尤其是在缩小地区间工业经济差异上，对工业欠发达地区一直是实行鼓励政策。这些政策环境为缩小区域差异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通过对各个县域的工业固定资产总额从2002年到2012年增长率的考察(见图3)，可见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区域Ⅱ中工业落后地区;而工业经济发展较快大部分县市工业固定资产增长缓慢，总的来说工业固定资产增长趋势与工业经济规模有相反的态势，这对浙江工业经济总体差异减小有很好的说明。

区域文化差异篇9

关键词 区域差异 泰尔指数 少数民族地区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国家的经济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促进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缩小民族地区经济与我国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和缓解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世纪末以来,党和国家一如既往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核心,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以及“兴边富民”等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虽然近年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但由于其发展基础比较薄弱,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差距还非常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区域经济差异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随着我国经济差距的不断加大,很多学者在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三分法)魏后凯(1996)利用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对三大经济地带内部差异和地带间差异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四分法)刘靖宇、张宪平(2007)利用泰尔指数将中国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六分法)覃成林利用泰尔指数把全国划分为六大区域,结合三大经济带与南北分异的格局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研究。此外,杨明洪、孙继琼(2006)基于七分法划分区域后,用泰尔指数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张宗益、邹畅(2006)基于八分法划分区域后,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分析我国经济差距的原因都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对于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还不多。为了更好的衡量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为下一步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提供参考,本文拟采用泰尔指数方法对我国的经济总体差异,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两个区域间差异以及两大区域各自内部差异及其演变进行系统的比较,讨论和分析。

二、泰尔指数方法介绍

本文依据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和分布的情形,将中国分为少数民族地区(新疆,,云南,贵州,内蒙古,广西,宁夏,青海)和非少数民族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重庆,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利用这个区划方案来比较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情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因此本文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作为衡量对象。采用是1981-2008年的数据,数据取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泰尔(Theil)指数或称泰尔熵标准,是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或者不平等度)的重要指标,它最早是由荷兰著名经济学家泰尔(Theil)在1967年运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的不平等性时提出来的,该系数满足达尔顿-庇古(Dalton-Pigou)转移支付准则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条件。泰尔指数越小说明区域间不均衡的程度越小。由于泰尔指数是一种具有空间可分解性的区域经济差异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总体变化过程、区域经济差异和区内经济差异变化的情况,以及区际经济差异和区内经济差异变化对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的影响,从而获得更多的政策信息。因此泰尔指数被广泛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间差异的实证研究中。本文所用的泰尔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1)

其中 是泰尔指数,测度全国区域经济总体差异; 为第 个省市区的GDP值; 为第 个省市区的人口值; 为全国的GDP值; 为全国的人口值。由于本文分析的目的在于找出造成经济差距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进一步利用泰尔指数的分解式来分析区间差异与区内差异对全国经济差距的影响。泰尔指数的分解计算式如下:

,(2)

其中 , (3)

, (4)

, ; (1代表少数民族地区,2代表非少数民族地区)

, ; (1代表少数民族地区,2代表非少数民族地区)

式中 为区际差异; 为区间差异,是各区域内部差异 的加权和; 为第 个区域GDP占全国的份额; 为第 个区域人口占全国的份额; 为第 个区域第 个省市区GDP占全国GDP的份额; 为第 个区域第 个省市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份额。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泰尔指数是一个相对指标,因此在进行对数运算时如果取不同的正数作底,结果只会相差一个常数因子。在此说明一下,本文在进行对数运算时均取e为底。

三、基于泰尔指数的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分析结果

根据理论基础中的公式(1)(2)(3)(4)计算出1981-2008年全国各省市人均GDP区域总差异的泰尔指数值及各部分的分解值,见表1。

1.全国各区域经济的总体差异

根据上表中总体区内差距( ),区间差距( )以及泰尔指数值( )画出折点图,如下图1所示。图1显示的区域经济差异变化是非线性的,时增时减,但是从总体来看,主要经历了缩小-扩大-缩小的过程。并且全国整体地区差距水平与区域间差距的趋势基本一致,可以说,地区间差距的持续变动是引起全国整体差距变动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根据总体差异值的变化我们大体上可以将1981-2008年这28年的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1990):这一阶段,泰尔指数整体上是稳步下降的,每年减幅均衡,从1981年的0.149006下降到1990年的0.106882,平均降幅为2.83%。第二阶段(1991-2002):这一阶段泰尔指数总体上是曲折上升的,区域差异扩大的幅度比较大,并且在2002年达到最大为0.169303。2000-2002年增幅最大为43.63%,这一阶段的年平均增幅为21.82%。第三个阶段(2002-2008):从图1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一阶段经济总体差异逐年稳步减少,降幅为31.5%,年平均降幅为5.25%。至2008年全国区域经济差异基本上与1992,1995,1997,2000年等较低年份相同。

2.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分解

下面我们就通过泰尔指数的分解,找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

(1)区内与区间经济差异贡献率及变化情况

根据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划分,对泰尔指数进行分解,如表1和图2所示。

在1981-2008这28年间,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主要取决于区内经济差异,区内经济差异对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的贡献率都在70%以上,因此造成全国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区内经济差异。从图2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28年区间差距的变化的一个关键点是1997,1981-1996年区间差距都维持在较小的范围内,1997年区间差距变化明显大于1996年,增幅为157%。1997年之后也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比前16年较大的范围内。

(2)区内经济差异变化

我们以上已经分析出造成全国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区内经济差异,下面我们来分析哪个区域的内部经济差异是最主要原因。

从表1和图3(如上所述, 代表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异, 代表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异, 代表整体差异)可以看出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差异相对来说比较大,走势与全国区域经济差距走势大致相同,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差异是造成全国经济差异的最主要原因。这可能是由于非民族地区的区域跨度比较大,包括东部沿海,中部地区和少部分的西部地区,而这些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比较大。同时,1981-2008这28年间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差异逐渐增大,尤其是2002年之后,增幅加大。为探求中国整体经济和谐稳步的发展,就要求在不断减小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异的同时,更加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部差异。

四、结论

本文用泰尔指数对1981-2008年全国人均GDP测度的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全国区域经济整体差距经历了减小-扩大-减小的过程。1990-2002年是曲折扩大过程。2002年至今整体上一直呈不断减小的趋势。

从地区间差距和地区内部差距对总体经济差距贡献的变动来看,区域内部的差异是全国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力量。也就是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是主要原因,这与我们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从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距对整体差距的贡献来看,总体差异主要是由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差异造成的。当务之急是在不断加速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不断减小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距。虽然近些年来非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差距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但仍是全国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民族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在逐渐增大。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不忽视民族地区内部差距。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07CTJ003)”;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项目(021211030312)。

参考文献:

[1]刘靖宇,张宪平.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测度与分解.华东经济管理.2007.21(5):23-38.

[2]刘尚海.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析.北方经济.2008(8):55-58.

[3]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分异与趋同(2008).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11.

[4]孙靖,黄海滨.泰尔指数在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分析中的应用.商场现代化.2007(4):51.

[5]魏后凯.中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分解.经济研究.1996(11):66-73.

区域文化差异篇10

中图分类号：F822

由于区位优势、历史原因和发展战略等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差异性。统一货币政策遇到这种异质的空间特性，势必会出现差异化的区域效应，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效果。无论是像发达国家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还是像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转型经济体，货币政策均被证明存在差别化的区域效应，这是由不同区域的不同经济部门固有的异质性所决定的。我国在不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区域金融差异与金融一体化的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国家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传导效果，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遭遇结构性问题。我国的货币政策理论及宏观调控模式基本上是建立在假定各地区同质性的基础上的，没有考虑各地区异质性问题。笔者认为应给予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以足够重视，并提升货币政策对整体经济发展的结构。

一、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界定

经典经济学教科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分析是基于货币政策对国家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没有关注国内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隐含的假设是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存在差别。但是，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不同内部区域经济结构、经济周期和发展水平都存在差异。因此，统一的货币政策经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金融及产业部门的传导，必然会出现区域效应的差异。但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定义。笔者搜集相关文献，从中整理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并以此为依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给出界定（见表1）。

从上表可知，这些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定义中，核心思想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差异性。将区域经济差异性作为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的分析起点和基本逻辑前提，从而承认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内生原因是经济差异性。

二是强调统一的货币政策，无论是单一的货币政策还是同一的货币政策，或者是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都是在国家或国家联盟这一“区域”概念中的货币政策，体现了货币政策决策的集中性和统一性。

三是强调差异性反应。不管是从宏观经济指标还是从实体经济变量方面来考量，统一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反应是研究的落脚点。

四是强调差异的空间性。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属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范畴，是与时间非一致性相对应的空间非一致性，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力度是否相同，焦点在政策影响的空间结构上。

五是强调了比较性研究视角。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主要致力于分析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是否具有同等的作用效果。

六是强调了一种整体性思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损害了整体宏观经济目标实现。

七是暗示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产生途径：即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产生的。

基于此，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是指，统一货币政策在具有差异的不同区域传导过程中产生不同影响的现象。经济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内生因素。

二、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表现形式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作为在政策传导过程中产生的差异，在国内外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在发达经济体，尽管经济金融的各个部门存在异质性，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差异，但其同时具有发达的市场机制，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会使差异化效应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直至市场出清。我国处在转型期，市场体系发育不足，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由于政策限制、自然垄断、投资环境差异、信息不对称以及非理性预期等诸多因素，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限制，市场自身无法做出均衡调整，导致金融资源配置失衡，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货币信贷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不同区域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等方面的差异使统一货币信贷政策在不同区域会产生不同效果。王晓青、李云山（2004）认为，由于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平衡性、信贷供给市场的寡头垄断性以及单一总量调控模式等因素，客观上形成了中国经济的主要宏观特征从总量上的通货膨胀和微观上的“投资饥渴症”等转而表现为“东、中、西”等结构问题和微观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加剧了货币信贷供给的区域差异。实践表明，中央银行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在中小企业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成效较好，支持“三农”的政策在农业比重较大的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效果明显。信贷政策在东、中、西部不同的企业规模、产业构成、增长模式、金融生态环境等差异下，必然出现政策效应的区域性差异（见表2）。

（二）存款准备金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张志军（1999）认为，由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货币化水平、资金周转率、现金漏损率、资金外流率等方面差异较大，货币乘数存在区域差异，因而，统一的存款准备金政策会因为区域乘数差异而导致货币供给区域不均衡分布。一般来讲，存款准备金上调能够减少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收缩其信贷能力，但这种信贷收缩对东、中、西部的影响是不同的，多数研究资料实证显示，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均比中、西部地区明显。以2010年和2011年最近两年中央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地区效应来比较，2010年中央银行6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合计0.5个百分点，2011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共计3个百分点。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变化来看，东部地区较为敏感（见表3）。

（三）再贷款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我国现行再贷款有支农再贷款、紧急再贷款、扶持发展性再贷款、头寸再贷款、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等多种形式。实践表明，以支农再贷款为例，近年来，中央银行加大对地区间支农再贷款限额调剂的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粮棉主产区，但多数研究文献表明，在限额、利率、期限、条件、权限等方面的影响下，区域差异显现，再贷款向中、西部地区的倾斜不足。

（四）公开市场操作效果受区域货币市场差异的制约

公开市场操作以统一货币市场和多样化的市场工具为基础。区域货币市场证券化程度的差异，使得金融机构债券持有量比较大的东部地区对公开市场操作的反应比中西部金融机构较敏感。经济开放程度的差异使得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在中央银行人民币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主渠道下比中、西部地区更容易获得较多的货币供给。这就使得统一的公开市场操作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实施效果。

（五）再贴现政策效果受票据市场区域差异影响

王维强（2005）认为，我国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再贴现利率体系，目前票据市场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和隔断性，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票据市场发展滞后，使再贴现政策在不同的区域产生不同的效果。王煜（2000）认为，我国再贴现制度实行“优先”发展政策，对西部不利，因为相对于东部来讲，西部在商品交易秩序、商品信用等方面相对较差，票据市场发展缓慢（见表4）。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原因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与我国各地区较为显著的金融资源区域差异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研究文献也指出，企业规模结构的区域差异、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等都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本文认为，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宏观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影响下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在资金报酬引导下参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影响过程，是造成不同地区间金融资源形态迥异、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一）金融体制改革路径

在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区域差异性非常明显。在计划经济时代，金融资源统一配置，无法有效发挥市场化作用；随着央行制度的建立和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逐步从国家信贷计划中独立出来，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信贷资源在微观层面的配置。在经济转轨初期，存在明显的结构刚性和市场发育不足问题，在各经济部门非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单纯依靠金融市场配置资源导致了金融资源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分布的失衡，货币政策差异化效应也演化为非均衡效应；建国以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金融资源（主要是信贷资金）在微观上整体缺乏效率，统一的金融政策和制度安排忽视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对欠发达地区形成了区域金融压抑，客观上加剧了差异化效应；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进行到了注重转换央行职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金融结构的深化阶段，区域金融布局从行政性均衡向市场化非均衡发展，资金配置突破行政区域限制，以利益为导向实现跨区域流动，融资机制从单一走向多元，国家的金融调控政策效应从无差异到区域差异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程说明了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历史渊源。

（二）市场化进程

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同也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对完善；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到一定的阻碍。从资金来源上来讲，东部地区基本形成了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要素流动性较高，资金来源渠道较多；而中西部地区要素流动效率较低，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窄，更多依赖国家扶持。在资金使用上，东部地区处于“高投资、高收益、高收入、高储蓄”这样一个资金供需的良性循环中，而欠发达地区积累严重不足，资金吸纳能力较差。这些基于市场化进程不同而形成的区域差异，导致货币传导机制的差异，最终导致不同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三）资金报酬率

从微观层面来讲，区域间资金报酬率的不同或许才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根据比较利益理论，刺激要素流动的根源在于区域间要素价格的差异。在假定资金成本不变的基础上，作为要素的资金本身，其价格差异主要反映在不同区域的资金报酬率上。鉴于区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不同地区的资金报酬率并不相同，因此出现了资金为寻求更高的利润在区域间流动。如果由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有利于缩小区域差异，反之，将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信贷政策区域效应中呈现的资金流向上的差异从根本上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资金报酬率决定的。

四、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根本对策

近年来，人民银行也加大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注。2005年，人民银行开始采取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具有差别化功能的定向票据。2009年，开始实施差别化的房贷政策。 2012年，首次放宽存贷款利率，为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政策探索经验。但这些措施大都着眼于调剂资金流动性，难以从根本上矫正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别化效应。

根据区域经济干预理论，矫正货币政策的差别化效应，应从缩小区域金融差异入手。我国目前尚处于转型时期，在缩小区域差异过程中，必须结合国情，综合运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施灵活多样的区域货币政策。

要实施区域货币政策，首先要协调货币政策决策集中性和操作区域性的矛盾。区域差异性决定了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必然性。因此，区域货币政策不能否定决策的集中统一性，而只能是在体现区域差异的相机抉择原则上，分层次、有区别地实施必要的差异性操作。区域货币政策的目标不是消除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差异，而是要缩小过度的区域差异。因为一般性区域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和常态，只有过度的区域差异才有损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焦点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上。本文认为，中央政府应根据全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总体情况，明确国家综合利益目标，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总体目标，构成区域金融发展的外部约束。在此约束下，区域政府应根据区域综合利益目标，制定区域金融发展的基本目标，然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通过相互沟通与共同对话，共同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措施。由此本文强调，货币政策区域化的根本是要释放市场力量，发挥市场行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应该是组织而非领导关系。

参考文献：

[1]曾康霖.要注重研究区域金融[J].财经科学，1995，（4）.

[2]张志军.中央银行应该注意金融调控的地区差别化[J].理论研究，1999，（6）.

区域文化差异篇11

一、保定市县域经济时序差异分析

（一）绝对差异指标

标准差值越大，表示区域经济差异越大。标准差计算公式如下：

S=

式中S是标准差；Xj是区域内j地区的人均GDP，X是区域的人均GDP，N是区域内子区域数量。基于此式计算的人均GDP标准差（如图1所示）。

（二）相对差异指标

泰尔指数是一种具有空间可分解性的区域差异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区域差异总体变化过程、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的情况以及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对区域整体差异变化的影响。其值越大，表示差异越大。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T=[×log（）]

式中T是泰尔指数；Gi是区域内第i个子区域的GDP值，G是区域的GDP总值，Pi是区域内第i个子区域的总人口，P是区域总人口。基于此式计算的人均GDP泰尔指数（如图2所示）。

（三）时序特征

由以上分析表明，保定市县域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2003年以前呈现同步上升变化，但是在2003年以后，保定市各县绝对差异呈现继续扩大趋势，2008年之后差异变动趋势进一步拉大，而相对差异则呈小幅度下降趋势。

二、保定市县域经济空间差异分析

（一）研究方法

量图分析法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其计算步骤共分五步。

第一步，选取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计算该区域每个指标的平均值Xj和各子区域每个指标的值Xj，再计算每个指标的标准差V。

第二步，计算各个指标中等组的上下限（见下式）。

上限=Xj+ 下限=Xj-

第三步，根据中等组上下限确定子区域每个指标的类型：高于上限为优，在上下限之间为中，低于下限为劣。

第四步，确定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得优指标数大于或等于得中和劣指标数之和为先进类型；得优和中指标数之和大于或等于劣指标数为中等类型，其余的为落后类型。

第五步，计算判断系数（见下式）。

K=1-（S+T+）

式中S为先进子区域得劣指标数之和，T为落后子区域得优指标数之和，Si为中等子区域得劣指标数之和，Ti为中等子区域得优指标数之和，Y为样本值总个数。K>85%时说明评价可靠，K85%，说明选取的指标是可行的，评价的结果是合理的。

1.县域经济差异十分显著。首先是不同类型县域数量差距大，先进类型与落后类型县占比较大，先进类型的有9个，落后类型的9个，而中等类型的县仅仅有5个；其次，不同类型县域的之间差距大，先进类型中高碑店拥有6个优势指标，1个中等指标，而落后类型的唐县却全部是劣势指标，两者之间差异过大。

2.多数县自身发展不平衡。满城县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排名第二，但是城镇化水平却排名第二十；涞源人均财政收入排名第一，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农业产业化率都排名倒数第一；保定县域自身发展表现出极其不平衡。 3.部分指标表现出县与县之间差距过大。如容城城市化率为唐县的4.35倍，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安国则是徐水的11.68倍。

根据计算结果，用ARCGIS10.3软件做出保定市县域经济差异图（下页图3所示）。整体上来说，保定市县域经济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南弱，东北强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雄县、高碑店、涿州、容城、高阳，中部的市区，南部的定州和安国以及西部的涞源。

三、保定县域经济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

（一）保定县域经济时序差异产生原因

1.经济基础。原有经济基础对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着重要影响。高碑店、涿州市、安国市自古以来就是名城。高碑店与涿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安国市始建于汉高祖时期，素有“天下第一药都”之称。

2.政策因素。2003年之后，由于受非典影响，加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促使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大量国家政策的出台，使得保定部分县市发展迅速，故绝对差异进一步拉大，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国家部分政策进行调整，也对保定部分县域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故2008年之后县域经济绝对差异进一步拉大。相对于绝对差异，相对差异的趋缓主要来自于国家对落后县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

（二）保定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产生的原因

1.资源禀赋。资源禀赋即自然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直接决定着各地区农业的生产类型，又间接影响到其前后续行业。保定市西部及北部的县区（包括涞水、阜平、易县、唐县、曲阳）为山区或半山区，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其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交通不发达，社会经济状况受到很大的影响。

2.区位因素。区位因素也是产生社会经济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对区域自然禀赋优势的发挥和空间集聚经济的实现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四、保定市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

基础设施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保定各县市尤其是西部山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不便、通讯设施少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通过政府财政投入或社会多元化筹资等方式加快西部山区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山区旅游业、农业和小工业的发展，缩小县域经济差距，进而促进全市县域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发展各区域特色经济

区域文化差异篇12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204-0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县域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县域工业化水平和竞争力不断提升。而县域金融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支持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06年，银监会降低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包括村镇银行、小型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内的多项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以及商业性和外资金融机构陆续进入县域金融市场。这一举措促进了江苏县域金融的快速发展。截至2013年，江苏省共有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在内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3 078个，从业人员4.3万人，资产总额达14 614亿元。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组在内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116个，从业人员2 778人，资产总额521亿元。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若干改革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等更多财产权利，这些都需要县域金融进一步改革和创新。然而，现阶段苏南、苏中和苏北的县域金融发展差异显著，而且各区域内的各县金融发展也有差异增大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县域金融的适度竞争，也在一定范围阻碍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县域经济或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问题，以往学者们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过研究。赵伟、马瑞永（2006）依据泰尔指数分析了1978―2001年中国区域金融增长的差异，证明在总体差异中，区域间贡献远高于区域内贡献，而东部地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较大，提出应着重降低区域间金融增长差异[1]。车冰清、朱传耿等（2010）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苏省52个县运用主成分函数计算综合指数，指出江苏省在空间上存在由南向北明显的梯度特性，并提出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应对策[2]。黄惠春、褚保金（2011）运用Panzar-Rosse模型，对江苏省37个县在2005年前后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度进行测算，指出经济发达地区，竞争度提升使得集中度下降，而欠发达地区，竞争度提升集中度依然上升[3]。张月飞、张伦（2011）运用DEA模型，对浙江省县域金融支农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进行计算，结果表明，三农贷款的效率与金融要素投入有关，县域金融对三农支持倾斜政策所产生的效率较为显著[4]。周月书（2012）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对江苏省51个县的农村银行业结构进行测度，比较了苏南、苏中、苏北的农村小企业信贷获得性，得出结论：经济发达地区农村银行业竞争程度高，但农村小企业信贷可获得性较低[5]。成春林等（2013）采用泰尔指数对江苏省2001―2011年各地区金融发展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6]。周丽丽等（2014）采用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和区域金融发展速度进行经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差异每降低1%，其金融发展差异缩小8.79%[7]。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测定，以及测度金融发展差异，针对县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泰尔指数模型，对江苏省48个县分三大区域进行金融存贷款差异和FIR差异的分析。

一、指标选取及泰尔指数分解方法

（一）指标选取

鉴于江苏省县域金融数据的连续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2002―2012年的各县及县级市的金融和经济的相关指标。由于所选样本时间段内，铜山县、吴江市、通州市、盐都县、江都市、宿豫县等6县先后划为徐州市、苏州市、南通市、盐城市、扬州市、宿迁市的各区，因此，本文未将这6县包括其中，仅包括现有48个县进行计算。按照江苏省地理和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发展的特点，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进行比较分析。其中，苏南（包括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下辖13个县，苏中（包括南通、扬州、泰州）下辖12个县，苏北（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下辖23个县，总计48个县。

衡量县域金融发展的指标选取两种。第一，选取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之和（以下简称存贷款），用来反映县域金融发展总规模。第二，选取“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national Ratio-FIR）衡量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的变化关系，其定义为金融资产价值与实物资产价值之比，用于反映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往文献在计算FIR指标时多采用M2与GDP的比值，或用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与贷款余额之和与GDP的比值进行计算。本文对FIR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采用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计算FIR值，侧重于分析贷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

（二）泰尔指数分解方法

泰尔指数（Theil index）又称锡尔指数、赛尔指数，是由泰尔（Theil，1967）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提出来的，广泛应用于衡量经济差异的一种方法，是广义熵指数的特殊形式。该指数在考察差异性的同时，能够把总体差异分解为组检差异和组内差异。

利用泰尔指数可分解的特点，结合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的划分，设s、m、n下标分别表示苏南、苏中、苏北，Ts、Tm、Tn分别表示由存贷款参与计算的三个区域的泰尔指数，则有以下公式：

（1）

（2）

（3）

上式中，Yj表示每个区域内的各县GDP与48个县GDP总和的比值，Ys、Ym、Yn分别表示三个区域各自的GDP总和与48个县GDP总和的比值。∑S表示对于苏南区域各县的对应指标求和，有YS=∑SYj，同理Ym=∑mYj，Yn=∑nYjRj表示三个区域内的各县存贷款额与48个县存贷款额总和的比值，Rs、Rm、Rn分别表示三个区域各自的GDP总和与48个县GDP总和的比值。同理有RS=∑SRj，Rm=∑mRj，Rn=∑nRjRj

（4）

（5）

（6）

式（4）表示以GDP加权计算的区域内泰尔指数。式（5）为区域间的泰尔指数。由于泰尔指数具有可分解性，则式（6）为总泰尔指数，即总差异为区域间差异与区域内差异之和。基于泰尔指数的差异分解，将各项泰尔指数分别除以总指数T，即YsTs/T、YmTm/T、YnTn/T、Tb/T则可分别得到苏南、苏中、苏北区域内的差异以及区域间的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同理，由FIR参与计算的江苏县域金融差异的计算公式如下：

（7）

（8）

（9）

上式中Fj表示三个区域内的各县FIR值占48个县FIR总和的比例，Fs、Fm、Fn分别表示三个区域各自的FIR之和与48个县FIR总和的比值。有FS=∑SFj，Fm=∑mFj，Fn=∑nFjRj

（10）

（11）

（12）

式（10）至式（12）分别为区由FIR参与计算的区域内泰尔指数、区域间的泰尔指数和总泰尔指数。YsTsFIR/TFIR、YmTmFIR/TFIR、YnTnFIR/TFIR、TbFIR/TFIR则可得到各区域内的以及区域间的FIR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二、江苏省县域金融差异的泰尔指数测度

（一）江苏省县域存贷款差异分析

泰尔指数的大小表明所考察范围内各区域单元差异的大小，泰尔指数越接近于0，表明差异越小。运用式（1）至（6）计算方法，对江苏省县域存贷款的总差异进行测度分解，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2002―2012年江苏省县域金融存贷款泰尔指数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各期。由于铜山县、吴江市、通州市、盐都县、江都市、宿豫县等6县先后划为地级市的各区，因此本文未将其包括其中，仅包括现有48个县进行计算。下同。

第一，从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内部来看，存贷款泰尔指数差异比较明显（见表1和图1）。2002―2003年，苏南县域金融存贷款泰尔指数最小，2003年之后，苏南的泰尔指数不断增加，且增长较快。苏中和苏北的县域金融存贷款泰尔指数成倒U字型，但苏中的差异比苏北的差异更大。苏中县域存贷款泰尔指数在2003―2009年间比较稳定，在2010―2012年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苏北县域存贷款在2002年的泰尔指数最大，2002―2007年间苏北泰尔指数不断缩小，2007年之后又不断增大。截至2012年，苏南、苏中、苏北的县域存贷款的泰尔指数水平大致相当，说明这三大区域的县域存贷款所表现出的金融发展规模的内部差异近似。

图 1 苏南、苏中、苏北县域金融存贷款泰尔指数变化

第二，从区域内、区域间以及总差异来看（见表1和图2），江苏县域金融存贷款泰尔指数总差异成倒U字型，2002―2005年县域存贷款差异缓慢下降，2005―2008年保持平稳，2008年之后存贷款差异快速上升。在泰尔指数总差异中，2002―2011年间，区域间差异明显高于区域内差异，到2012年，泰尔指数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水平近似。

图 2 江苏省县域金融存贷款泰尔指数变化

第三，从区域间及各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角度来看（见图3），江苏县域金融存贷款总差异中，主要由区域间差异引起，2003年区域间差异贡献度最高，达到70.9%，2003―2012年缓慢降低，到2012年为50.5%。从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来看，苏南县域金融存贷款差异对48个县总差异的贡献，由2002―2003年的几乎为零到2012年快速增加至27.2%。苏中和苏北的县域存贷款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在2002―2012年间都存在不同程度下降，其中苏北的贡献率下降的更多。

图 3 江苏省县域金融存贷款区域内、区域间差异对地区总差异的贡献

（二）江苏省县域金融FIR差异分析

运用式（7）至（12）计算方法，对江苏省县域FIR总差异进行测度分解，分析结果见表2。由于本文中FIR计算时采用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主要反映了贷款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率，因此，FIR的泰尔指数变化趋势与以上存贷款总差异有显著不同。

表2 2002―2012年江苏省县域FIR泰尔指数

第一，从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内部来看，FIR泰尔指数的走向各有不同（见表2和图4）。在2002年，苏南、苏中、苏北的县域FIR泰尔指数相近，2003―2012年，苏南县域FIR差异不断增加，且远高于其他两个区域。苏北县域FIR在11年间一直处于稳定的水平。苏中县域FIR泰尔指数在2002―2006期间不断下降，其后5间年稳定在较低水平。三个区域的FIR泰尔指数走势的显著不同，说明在贷款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率方面，苏南的差异增加非常明显，且有持续增加的趋势。苏中的FIR差异下降也很明显，但后来维持稳定且差异最低。而苏北的FIR差异界于两区域之间，且无明显上升和下降趋势。

图 4 苏南、苏中、苏北县域金融FIR泰尔指数变化

第二，从区域内、区域间以及总差异来看（见表2和图5），江苏县域金融FIR泰尔指数在2002―2006年有缓慢而微量的上升，2006―2012年维持在比较稳的水平。在总差异中，2002―2011年间，区域内差异高于区域间差异，且区域间差异有缓慢下降的趋势，而区域内差异则缓慢上升，两部分相差有明显扩大。

图5 江苏省县域金融FIR泰尔指数变化

第三，从区域间及各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角度来看（见图6），江苏县域金融FIR总差异中，主要由区域内差异引起。江苏县域区域间的FIR差异贡献从2002―2006年的42%～47%的水平，逐渐下降至2012年的32%。而在县域区域内的FIR差异贡献中，苏南的FIR差异贡献非常高，几乎与区域间差异相当，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从2002年对FIR总差异的31.4%的贡献率不断增加到2012年对总差异54.7%的贡献率。说明苏南县域的贷款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差异不但规模大，且差异还在不断增加。其次，苏北的县域FIR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基本保持稳定，在8%～13%之间。而苏中的县域FIR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越来越小，从2002年的12%逐渐下降到2012年的2%。这说明苏中和苏北在贷款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的差异比较稳定，且存在逐渐缩小的趋势。

图6 江苏省县域金融FIR区域内、区域间差异对地区总差异的贡献

三、结论与建议

利用2002―2012年江苏省48个县的存贷款指标以及FIR的指标，结合各县GDP计算泰尔指数，实证分析了苏南、苏中、苏北以及区域内和区域间等县域金融的发展差异，可得到基本的结论主线：区域金融差异变化越大，表明该区域县域金融发展越迅速，金融多元化程度越高，县域金融的竞争性越强，县域银行业市场集度越低，中小企业以及农户的信贷可得性越好。具体结论分析如下。

首先，从以存贷款衡量的县域金融总规模发展的角度看，因苏南县域经济发达，市场化、货币化程度都较高，县域金融发展初始禀赋好，在2002年县域金融发展比较均衡。在2006年之前，苏南县域金融主要由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邮政储蓄银行构成；2006年银监会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以后，各类股份制商业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新增设立，推动了苏南县域金融的快速发展，使得苏南区域内的存贷款差异不断增加。而苏中和苏北区域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县域金融发展初始禀赋差，县域金融发展差异原本较高。在2006年之前，苏中和苏北县域在乡、村一级只有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网点；2006年以后，大型股份商业银行在各县增设网点，同时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不断设立，但规模和速度上都与苏南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苏中和苏北的县域金融发展差异仍然较高，但变化幅度不大。

其次，以FIR衡量县域贷款与经济增长相关率的角度看，苏南区域县域金融发展较为成熟，趋于商业化和城市化，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特别是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程度较高，使得县域银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显著增加了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户的信贷可获得性。因此，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苏南县域的FIR差异进一步增加。苏中和苏北县域经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县域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农村信用社仍有突出的地缘优势和信息优势，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程度和竞争度都很欠缺，农村小企业和农户的信贷获得性都略低。苏中和苏北农村金融体制深化的程度和速度都低于苏南，因此，苏北的县域FIR差异基本保持不变，苏中的FIR差异还进一步缩小。

再次，以2006年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银行业机构市场准入条件为时点，对比前后江苏县域金融存贷款的差异可以发现，2006年之后无论是苏南、苏中、苏北区域内还是区域间的存贷款差异都增加了，表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确实提高了县域金融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对比2006年前后的FIR差异，发现只有苏南的FIR差异增加了，表明苏中和苏北县域在增加金融市场竞争度，降低银行业垄断，减少金融机构对贷款对象的选择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基于以上结论，为促进江苏县域金融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限制，引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商业性和外资金融机构，提高县域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能够显著促进县域金融市场竞争性，给予县域经济发展更加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资金需求；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县域金融多元化发展，从而降低县域银行业的集中度，提高竞争程度。

第二，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仍处于培育阶段，要规范管理，加强监管，不断引导鼓励其在资产规模、市场信誉、客户资源方面不断优化。各区域还应制订措施积极鼓励县域金融机构对当地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贷款，提高中小企业及农户的贷款获得性，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应不断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

第三，苏南、苏中和苏北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使得县域金融市场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苏南县域金融比较发达，金融组织多元化程度高，需要加强监管、规范管理，促进其竞争程度，并着力引导外资银行进入苏南农村金融市场。而苏中和苏北现阶段应增加设立村镇银行，并着力培育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这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规模小、机制灵活，更适合该区域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格局。

第四，三大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是造成县域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苏北亟须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利用丰富的劳动力优势承接苏南产业转移，提升县域经济的竞争力；苏中应充分接受上海和苏南的经济辐射，利用沿江、沿海的天然港口优势，形成规模大、产业链长的产业集群；苏南应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只有三大区域经济进一步协调发展，才能使江苏省县域金融竞争力不断增强。

参考文献：

[1] 赵伟，马瑞永.中国区域金融增长的差异――基于泰尔指数的测度[J].经济地理，2006，（1）：11-15.

[2] 成冰清，朱传耿，孟召宜，杜艳，沈正平.江苏县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格局及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10，（7）：1074-1079.

[3] 黄惠春，褚保金.我国县域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度研究――基于降低市场准入条件下江苏37个县域的经验数据[J].金融研究，2011，

（8）：167-177.

[4] 张月飞，张伦.县域金融支农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部分县域2005―2009年数据[J].浙江金融，2011，（11）：53-56.